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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6日上午，聂与友人到莫斯科餐厅吃饭，饭店还冷冷清清的，两个服务员在门口谈天。聂说：像这样一个餐厅亏多少本！奇怪，商业部门就可以不管，要是在外国早就关门大吉了。这里的服务员是来享福的。社会主义可以干活，也可以不干活，一样拿钱，老板大，赔得起，可是养成了许多新的寄生阶级。过去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幻想得很美，现在身在其中才发现有无数问题。记得列宁说过的，资本主义有许多优点，是列宁说这话。资本主义最大的缺点是剥削，剥削别人当然不好，但许多制度我们要学。你看从前上海人做生意对待客人的态度，和现在店员的态度，谁是真正在服务……
1965年12月6日晚上，再次谈到北大荒，聂说：现在没办法，当局对于内政的许多问题都还不觉察，都还执迷下去。比如说北大荒不宜于大规模开发这个问题，这是很清楚的。开荒，开了许多生荒，没办法种，反而损害了土地，开了荒，用拖拉机播种，都无法收割，用人收割割不多，损失了，连种子钱都收不回。这其实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偏偏要这样干。伐木也一样，幸好伐木的人都不真照计划干，三个人一组，找个偏远地方躲下来睡觉，到时候胡乱伐两棵回去报就是若干若干方。如果真的都照计划干，那个浪费就大得惊人，伐好了运不出，烂在原地，浪费了人力物力，造成了无比的消耗，这叫做建设？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上下蒙蔽。
1965年12月22日，聂约人一起晚饭，饭间谈话主题是庄子，后又说到：近年来神经病的人很多……而且多数神经病人都是政治原因。问题确实很多，现在是靠人的觉悟来生存，物质条件这样差，生产搞了十几年搞不好，你就靠一个觉悟活下去？这叫做自欺欺人。
弓弦不能拉得太紧，这是古人早就说过的了，拉弓拉得紧有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拉紧了以后就松了劲儿，第二次就没法拉了；再说，拉紧就有断的可能；第三，拉紧了也有失手的可能，一失手，弓弦就把胳膊都打断。可
现在的情况是硬把弓弦拉得紧而又紧！
老子也是反动的，老子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庄子差不多。可是老子有些一针见血的道理，一个新的政权老是爱叫你做这样做那样，《尚书》里面就都是尧指挥谁去管什么这些话，因为新政权不这样就树不起一套制度，这是有为，老子却主张无为，用无为给新统治者的有为唱反调。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蜂起”，你的法律多了，反对这些法律的人就必然涌出来，你能说老子的话没有道理吗……
以上是聂绀弩在1965年下半年的一些言谈，从中可以找出几个明显的观点：
一、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是个新的问题，科学掌握它是很困难的。许多新问题，是列宁以后的时代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越是原来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越难。我国大跃进以来的极“左”政策，使生产力遭到了破坏。三年灾荒，三面红旗，暴露了我们的弱点，连人民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去搞的。
二、“四清”暴露了很多的问题。好多地方都存在干部腐化，滥用职权，贪污，浪费。有些领导不懂经济，造成生产破坏。干不干一样拿钱，“老板大、赔得起”，而对这些问题又不能正视。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有它的某些优点，在管理制度上应当学习资本主义的东西。
三、中国有着很深的封建主义传统，缺乏自由民主的传统。权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这就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某些东西也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苏联斯大林掌权后唯我独尊，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封建统治之实，把沙皇那一套照搬出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变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借尸还魂，是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也没有预见到的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趋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正确的道路。
四、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严重挫伤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尤其是打击了知识分子，把革命的知识分子排斥在外，搞得政治空气紧张，人人神经过敏。弦绷得太紧，不符合社会治理的规律，必然要出问题。
上述这些观点，站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大多已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回头想想几十年前是个什么情况呢？聂绀弩在那个时候就议论风生，鞭辟入里，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和钦服，让人感到他每一句话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谈到“四清”运动转弯的时候，聂绀弩说了这样一句话：“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转一个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果然，时间未久，就转成“文化大革命”了，他本人也遭到了噩运。这句话是他智慧的预见呢，还是不幸而言中呢？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字真如，曾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民革中央常委，1958年他曾上书毛泽东主席，指出毛“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不周”。这大概与聂绀弩所见略同。聂是陈的好友，却一直没有到过陈家，1965年陈逝世，聂前往祭悼，同事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问聂：“陈真如生前让你到家里来，你怎么不来？”聂说：“到他家里要写会客单，我就不愿意。”陈迩冬说：“陈真如说过，你的许多高论都可以入《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宋临川王的名著，记述逸事琐语，经久流传，盈篇都是机智绝妙的话语。陈铭枢用《世说新语》比拟聂绀弩的妙语高论，并非是过分的褒赏。他经常有语出成珠、惊人不俗之语。本文中所列言论的来源，都是别人根据记忆写出来，报告给司法机关，笔者又从司法档案中摘录出来的，也许聂绀弩还有更为精彩的话语恰恰给漏掉了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后印成了一本小书发行。
那时我在北京读大四，放寒假前在新华书店买了姚文元的书，坐火车回家的途中读了一遍。那几年文艺界批判成风，作为局外人，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普通的文史爱好者，虽然对这类文章总是要看，甚至认真去看，但并不了解其背景。谁能想到，一篇文章出台的后面，竟然会有那么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邪恶的阴谋活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到来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是江青亲自筹谋，张春桥全力张罗，阴谋家们精心炮制的一出恶作剧。
1965年2月江青跑到上海，经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张春桥密谋，把批判吴剧的写作任务交给了惯于挥舞批判棍子的姚文元。姚文发表之后，张春桥指令《文汇报》开辟《海》剧讨论专版，引诱文艺界人士发表反驳姚文的观点，有意仿效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策划。
按说文艺界屡经挫折，人们应该有所警惕了吧，然而善良的知识分子毕竟不是阴谋家的对手，仍然不免要落了圈套。有不识时务者，果然就出来与姚文元唱反调，导演者一看，正中下怀，于是一台“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新闹剧就成功上演了。
聂绀弩就是一个不识时务者。他虽然没有发表文章，但他的许多不合时宜的言论都引起了专政机关的注视。
1965年12月6日：
姚文发表还不到一个月，聂在晚间与人闲谈中，话题便直冲此文。说到《文汇报》几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反驳姚文元时，聂说：
“现在一切是非都没办法说……现在是谁也不敢、不想写文章，就是怕这个（没有是非讲）。老舍说，他现在写一百字就头痛，他不写了。吴晗、老舍，这些还不说，夏衍、田汉、荃麟、胡风、艾青……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弄垮，这些人都不让写，人家是几十年的老革命，这些人都不让写，吴晗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写历史都不让写，现代的更有什么能写呢？姚文元这个人我非常讨厌他。本来嘛，把清官、贪官、好官、坏官一律抹黑，都是封建统治阶级，这就没有历史，也没有谁推动历史前进的问题。你说人家写谢瑶环、写海瑞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这不得了哎，这就是封人家的笔！你以后可以拿任何作品来判决任何作家犯罪，可以判决吴晗，也可以判决聂绀弩！文艺作品有影射时事的事例，历史上很多，但也有绝不牵涉时事的，这是个文学史的普通常识，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指为以古讽今，这有什么公道？你可以问田汉，也可以问吴晗，但是你不能凭人家的作品你就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