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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株连，被禁止发行借阅和就地销毁，作家也受到残酷迫害。但小说所反映的文化审美心理并没有引起质疑，反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变本加厉地推到了极端。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审美模式，也是在创作实践和不断开展文艺批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保卫延安》只是反映了这种文艺实践所达到的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之前或之后，也一直有不少战争小说的作者都试图对这样一种审美模式有新的突破和新的探索。比如，革命军队里的战士身上有没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能不能描写军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私人感情？能不能打破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艺术模式写出反面人物的复杂精神世界？能不能暴露军队里的阴暗面？能不能写战争给人的精神和命运带来永远的创伤？……这些领域的问题，在《红日》这样曾经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作品中，也作过可贵的探索，但直到80年代以后才被一批军人作家逐一实现，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收获。在50年代的文化环境里，这样的艺术探索，哪怕是极为微弱的探索，都会遭到无情的批评和否定。今天还值得一提的是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作品以志愿军侦察兵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生活为背景，通过新兵王应洪与老侦察班长王顺以及纯洁热情的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故事，从志愿军士兵之间的感情写到军人与朝鲜姑娘的男女之情，在“友情”和“爱情”两个层面上探讨了个人幸福与战争的关系，部队纪律与个人情感的关系，在当时文学创作普遍不重视人物心理，特别是完全忽视个人感情的氛围下，更显得特立独行。小说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上也别开生面，它正面描写侦察员在洼地上与敌人战斗的场面，完全摒弃了英雄传奇的成分，同时在战斗过程中不断地插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将各种心理变化都无遗地展示出来。这是一部打上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印记的作品。但正因为它的艺术追求不符合当时的战争文化规范，也因为胡风冤案的株连，所以小说一面世就遭到无情的否定。还有一种探索性的努力表现在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利用方面。中国传统文学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一向为社会下层民众所喜闻乐见，其传统的艺术结构、道德观念和审美模式虽然含有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同时也渗透着劳动大众强烈向往自由的文化心理积淀。许多作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其粗野、活泼、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用以打破战争文化规范下过于刻板的审美模式。他们使小说情节变得传奇化，使人物变得草莽化，使战争场赴变得灵活化，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但由于叙述对象的限制，也因为这种叙述观念与方式和战争文化规范有着潜在的抵触，所以，这类尝试多半不能应用于正规的战争场面，只能用来描写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争题材，或者是剿匪、侦察、改造土匪等特殊题材。创作实践证明，这类作品虽然不能深刻地达到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艺术高度，但比起描写正规战争的作品来，它们在生动活泼，接近大众口味这一点上，却获得了成功。如《铁道游击队》在当时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流行小说，小说写了一支活跃在铁路线上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游击队，主要的游击队员是一群“车侠”，不仅身怀绝技，而且具有草莽英雄的习性，所以他们的喝酒赌钱、莽撞好斗等本来“英雄人物”不能沾有的习气都得到了合法的描写。主要英雄人物（刘洪）与一个准风尘女子（芳林嫂）的恋爱也变得可以理解。读者既从他们打击侵略军的战斗中品尝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同时也觉悟到这些农民英雄身上还是留存着传统社会的印迹，必须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加以克服。这就曲折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观念。为了平衡这些英雄人物的草莽习气，这类小说往往又设计一个代表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政委”形象（如李正），虽然后者常常比较概念化。这种“政委…草莽英雄”3的模式，在五六十年代相当流行，反映了现代战争小说的特殊形式。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二节 战争小说的巨构性探索：《红日》
继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后，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4在用艺术形式表现重大战役方面作了较好的探索。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现实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这三次战役中，解放军有败有胜，各具特点，作家的描写也有略有详，各有侧重，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体现了其在小说结构上的匠心。作品采用先抑后扬的方法，先以涟水撤退来表现当时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和解放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发生于1946年底的涟水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攻占涟水，解放军因伤亡惨重而被迫撤退而结束。涟水撤退在整个国共军事冲突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但作家将它一开始就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悬念和吸引力，使后面战事的发展成为读者共同关心的焦点。而且，作家通过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既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山东战场上力量的强弱对比，为解放军的最终胜利造成强烈对比，以说明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同时也为进一步刻划国共双方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作了很好的铺垫。作家一开始就把解放军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之中，这样的结构布局在当时习惯于描写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学作品中显得独特而又真实，体现出这位战争小说作家在当时的时代共名下对表现现代战争的独到眼光。然后，作品再以莱芜大捷的胜利作为过渡，最后以集中描写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达到高潮，三次战役虽有主有次，却浑然一体，作家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形象地完成了对时代共名的印证和阐述：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艰难曲折，经过了无数的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红日》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在应和时代共名的同时，小说在战争观念和小说美学上体现出来的创新性和探索性。首先，以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替代传统战争小说中的传奇性故事。在50年代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中，《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作品都是自觉吸收和利用了民间文化传统中自由粗放、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精神，以传统游侠小说的传奇性故事作为叙述框架，来表现战争中的英雄业绩。这种叙述方式保留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痕迹，而面对新的叙事目的，则明显地体现出其在叙事结构上的局限，因为传奇性故事的叙述一般只适合于讲述较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而无法自如的正面展现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场赴。其实，即使像《保卫延安》这样有意识地展现大规模现代战争的作品，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传奇性的魅力，其主要情节构架还是由周大勇及其连队的脱离大部队、沙漠迷路、打粮站等传奇性故事构成。而《红日》则突破了以往传奇小说将着墨重点放在“连队”上的写法，直接以中共一支“常胜英雄军”与国民党的王牌军之间展开的大规模战役为叙述中心，将笔触从军师团一直延伸到连排班，从高级将领写到普通战士，从军队写到地方，从前方战场写到后方医院，视野开阔而层次分明，场面宏大而结构紧凑，应该说在叙事上是非常有特色的。其次，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丰富性有较好的刻画，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中存在的局限。这除了指小说刻画了从军队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的多层次的丰富的人物群像、以及他们包括爱情生活在内的丰富的内心活动外，还体现在下列两个方面：一是注意对人物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性的揭示。在刻画我军官兵形象时，作家没有把他们写成十全十美的完人，而是在表现他们的英雄行为时，也十分注意表现他们的七情六欲，挖掘他们自身的性格弱点，以及在战争进程中人物精神上的自我斗争。作家对团长刘胜和连长石东根的形象塑造虽然并不排除借鉴外国战争文学作品的因素，但在50年代战争文学形象中仍然是独特的。作者不仅写出了他们作为我军基层指挥官的一面，还写出了来自他们的农民出身的性格弱点，事实上，绝大部分军人在穿上军装之前都是农民，农民固有的文化观念，比如作为一团之长的刘胜对知识分子（政委陈坚）的偏见，他的时间观念的淡薄。又如连长石东根在胜利后醉酒纵马，着一身缴获而来的敌军官装束，狂奔乱喊，这让人联想起《水浒》中的阮小七在征方腊获胜后的醉酒细节，把农民阶级造反的某种特性展示无遗。吴强这样的描写显然不是对《水浒》的单纯模仿，而是隐含了对农民文化传统的批判意味，从而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尽管作家这一立场在强大的时代共名下显得有点游移不定，但其探索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二是小说对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并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漫画化方式，而是较为真实地写出了他们作为具有不同政治立场更人的责任感、作战才能甚至作为人的良心。漫画化的方式总是不屑于进入对象的内心世界、将其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来描写，而将国民党的中高级将领作为现实的人来描写，是《红日》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更多的作品都是将国民党军队写得不堪一击，视战争如同儿戏，而《红日》却着力写出了张灵甫、张小甫这两个国民党军官形象。由于张灵甫所率领的74师是蒋介石用全副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嫡系王牌部队，国民党五大主力部队的第一主力，号称“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