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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间文化形态与农村题材创作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虽然只是介绍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解放区所开展的文艺运动实践，实质上却指出了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对文艺工作的要求和领导方针。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经过了40年代末中共领导下的一系列文艺思想斗争以后，“以解放区文学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已成为当代文学的构成的主要资源”1。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熟于战争的实践，所以，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正是当时战争实践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文学与一个时期的特殊的战争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并严格服从战争时期为革命全局服务的写作动机，这就要求写作者尽股能地克服个人（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观情绪，把战争的主体力量（人民大众）作为描写对象、歌颂对象和宣传教育对象；二、由于战争是以争取胜利为目的的，各种文学宣传材料都必然要以歌颂性、乐观性和前瞻性为主要基调，以起鼓舞士气的作用，这就排除了悲剧色彩或任何悲观颓废倾向的文艺；三、由于战争的主体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农民，文学的表现手法应该多多吸取来自民间的文艺因素和文艺样式，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来达到文学的宣传功能，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审美要求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四、要求从战争实践中直接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干部，使作家队伍的结构发生有利于工农兵文艺创作的变化。这样一些特征，在1949年以后较长时期内一直成为中国文艺领导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有两类：一类是“从文学到革命”，另一类是“从革命到文学”2。前者主要来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抗战以后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实际工作，如周扬、丁玲、周立波、萧军、艾青、田间、欧阳山、草明等；也有个别人来自纯艺术的文学圈子，如何其芳，他们都是带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化背景参加战争实践，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过思想批判和自我斗争，有的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性”而成为战争文化规范下的文艺干部，也有的因为自我斗争得不彻底而受到批判或者陆续转化为政治运动的对象。后者是指抗日战争的实际工作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如赵树理、柳青、孙犁、马烽、李季、粱斌、杜鹏程、吴强、贺敬之、郭小川等等，他们中有的是学生出身，也有的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在生活实践中多少受到传统民间文艺的熏陶，与来自民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两类作家的创作，构成了五六十年代文学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用艺术来表现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的创作主流。1949年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继承了战争文化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传统，它理所当然地要发扬战争时代的文学特征，使文学自觉地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改造和一系列思想意识斗争，都是在50年代初逐步推进，并且需要在较长的历史阶段加以实践的检验，它与一场高体的战争毕竟是不能等同的，要求同步发展的当代文学及时、甚至是超前地用艺术来反映这场本身尚处于实验阶段的革命运动，要求作家对生活中还没有充分展开其全部内容（包括正面和反面的全部经验教训）的事件表达一种准确的见解，都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但是出于战争年代的文化熏陶，也出于对中国这块古老土地的彻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迫切需要，大多数作家都真诚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尝试和实践，并出于感性的巨大欢乐来歌颂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如果说，社会主义在19世纪是从空想到科学的一次理论飞跃，那么，它在20世纪是人类将其从理论运用到具体社会实践的伟大尝试，当时在世界上除了前苏联有过不算很成功的实践以外，没有别的现成经验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