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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着箱子下楼，身体很沉重，脑子也不清爽。我知道在被我狠狠撞上的那扇门里，曾发生过一起事故，就在两分钟之前，确确实实发生过，可是我不能相信。那里头还躺着一个女人，我对她曾满怀希望，寄予了幻想。她的脚边躺着她需要的钞票……这就像一场奇怪的梦，两个做梦人都始料不及，伤心失落。
我想，这个地方我再也不会来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切让它随风而逝吧，一了百了。我将踏往另一扇门，郑重其事地走进去……这才是我此行的最终目的。
我在楼前站住，放下箱子，最后看一眼五楼左侧的第三个窗口。她在上楼前曾指给我看过，现在，它灰蒙蒙的一片，沾满灰垢的窗玻璃上似乎有流云淌过，然而我实在看不清楚。就这样，我扬了一下脖子，甩了甩头发，掉头而去。
你也知道，此地于我绝不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是最后一次，可是根本不能够。在不久以后的一个星期三下午，我搬来和她同居，从此整整两年，从未分开过，从此风雨兼程，人世里那奇形怪状的一面，就这样在我面前打开了，很有点波澜壮阔的意思。
就这样，一切拉开了序幕，体验着种种艰险，过惊心动魄、担惊受怕的日子，度日如年，偶尔尖叫，偶尔也惊喜，欢腾。
我提着箱子，赶到张伯伯家里，已是傍晚时分。他们焦急万分。
已接到你父亲的电话，张伯母报怨道，说是昨天下午的火车，今天中午就应该到的，怎么到现在？
张伯伯接过箱子，把我安顿到屋里，说，没出什么事吧？
我说没有，只是迷路了，北京太大了。说着便低头笑了起来。
戴文强这个人，张伯母说，怎么就放心让儿子自己过来？他怎么能不送呢？不送也罢了，说好车次时间，我们可以去接啊。今天中午接到电话，就开始在家里守着，一等不来，二等不来，跟你父亲已通了很多次电话了。要真出事了，我们也脱不了干系的。
我只能沉默。
张伯伯把我拉到电灯底下，端详着，对妻子说，哎，你过来看看，跟老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张伯母笑道，那还有错，错不了的。我知道，他们是想起从前的那段孽债了。他们饶有趣味地打量着我，这是我今天第二次遭人这样打量，我有点难为情了，只能低着头赔笑。
张伯伯摇摇头，仿佛难以置信地叹道，真奇怪，时间真的倒流了，连神情都像，那么腼腆。
我和你父亲当年是上下铺，他转向我说，好得割头不换，整天厮混在一起，连谈恋爱都嫌浪费时间。
少说两句吧，张伯母笑道。
怎么了？我说的是戴文强。
张伯母向他摇摇头，话题就此打住。底下的事情混乱不堪，忙着收拾屋子，给我引见他们的女儿娴娴，领我去看卧室，吃饭，客气地寒暄着。给南京打电话，报平安。我向父亲解释迟到的缘由，好在他并没多问，就此混过去了。
娴娴是个安静、漂亮的姑娘，也许在很多年前，我看所有姑娘都是漂亮的。她的神情里有一些东西让我想起陈小婴。我说不准是什么地方，但是看见她，我就会想起陈小婴。
这个家庭的氛围我也喜欢，年轻的女儿，人到中年的父母，谈笑风生，一切都是温暖旺盛的，灯光很明亮，沙发上堆着待洗的衣服，电视机里的男高音穿着盛装，打着领结，正张开双
臂，啊啊啊地唱一首西洋歌曲。
这气氛我已经久违了，很多年不再嗅到，我甚至忘了中国大部分家庭，都这样过着太平的日常生活，它让我想起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日子，心里一阵温暖的刺痛。
这是再好不过了，我将在这个家庭呆下来，接受他们的爱护，学画，和美丽的娴娴一起愉快地相处，我将在北京长久地住下来，开始我野心勃勃、充满生气的生活。
我向他们分发礼物，这是给娴娴的，这是给伯父伯母的，他们一边客气着，一边喜道，戴文强真会做人，这孩子也会说话。我没忘了补充，给伯母的这份是我继母去商店里挑选的。他们更加满意了。
我开始找我的证件和毕业证书（虽然退学，我父亲又托人补办了一份），可是没有，把箱子翻了个遍，也未找到。真奇怪，临行前还特意检查过的，和钱放在一起，连同父亲的信件，装进一个大信封里。
我心一抖，完了，我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张伯伯说，不要紧，再找找，如果丢在南京，让寄过来就是了。
我说，证件是不是很重要？
张伯伯说，当然很重要。你得有学历证明，我才能为你联系学校，考学，升高中。还有你的户籍证明，户口本，粮油关系，当地派出所出示的证明。
我稍微整理，合上箱子说，太乱了，也许放在某个上衣口袋里，明天再找吧。
我一宿未眠，辗转反侧，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我得重新去面对那个女人，老实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了，如果说刚离开时，还有点留恋之心，现在再也不了。她于我就像一个噩梦，让我四肢发凉。
我不知道再见她还会有什么意外，难保会有意外。这是个给我带来噩运的女人，我得躲过她才好。再说，我也无颜再见她，被我打成那样，彼此都怀恨在心，也许她会恶意报复，敲断我两条腿，“爬着走出那扇门”，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现在感到害怕，悔恨自己太意气用事，干吗给她钱，她凭什么？那是我的钱，父亲的，我的小偷好友的，我应该拿这笔钱来讨好张家，请娴娴吃冰淇淋，给她买书本和花裙子，给张伯伯顺带捎一包烟……总之，我需要钱，比任何时候都需要。
给就给了，干吗还抛向空中，逞什么能？为什么要把信封扔下？为什么？我把膝盖端在心窝里，差不多快哭了。
我无计可施，怎样能躲过她，又顺利取回我的证件，这是个难题。我一直挨到第二天下午，整整一个下午，我在屋子里像苍蝇一样乱飞，心急如焚。临近傍晚，天黑下来了，我带着钳子扳子出门了，借张伯伯的自行车，慌称出去转一会儿，熟悉一下路线，一会儿就回家的。
我顺着昨天的来路赶回去，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像在赶回一个熟悉的地方，某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是在回家。路线再熟悉不过了，仅仅是昨天，我还发誓，再也不会跟此地有任何关联，如果一定要经过，那我宁愿绕道走。
可是现在，我又回来了。我站在楼下张望，看见那扇窗口亮着灯，今晚是不行了，她在家。
我不甘心，躲在暗处又等了会儿，我希望她能出来——可是没有，那扇窗口一直亮着。
第三天上午约九点多钟，我又赶过去了，如法炮制。现在看不见灯光，我不能确信里面是否有人，我想如果不行的话，我可以等上一天。我悄悄地上楼，把耳朵贴在门前略听了一会儿，没有声音，但没声音也不代表就没人。
时不我待，我不得不大胆冒进了，就算被抓住了，我承认背运。我承认了还不行吗？我开始撬锁，这是个技术活，需要又狠又快，又准确，而且要不出声音。这活胡泽民做来得心应手，可是我不行，我很后悔当初没跟他学上两招。
门终于被撬开了，我闪身进去，蹑手蹑脚地在客厅里搜寻我的信封，客厅已稍事整理，但仍嫌零乱，钱一张也不剩，血迹还残留在地板和墙壁上，颜色像枯败的桃花，一朵朵盛开。
卧室的门半开不开，我也不敢上前张望。正自发愁，这时传来她的声音，你来了？
我吓了一跳，那就像鬼魂的声音，我立在客厅里一动不动。很久没有声响，空气窒息得让人害怕，我甚至想夺门而逃了。这劳什子我不要了，说什么也不要了。
这时她又说话了，你不想进来看看我么？
磨蹭了一会儿，我终于硬着头皮推开卧室的门，也不进去，只在门口站着。我看见她半倚在墙角，正往手臂上涂药膏，涂一下，歇一会儿，她看上去吃力极了。她说，不得劲。这么说的时候，她仍未抬头看我。但我还是看见了她的脸，头发一撮撮的，贴在皮肉的脸上，大约是被血粘住了，暂时揭不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手臂上鼓起很大的疱，个个饱满绽放。
打得确实重了些，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嗫嚅着说，我是来取东西的，我证件丢在这儿了。
第二部她是个妖魔
她说，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这儿拿的。她向我努努嘴，示意证件放在她隔壁的五斗橱上，我踅过去拿了，又看她一眼，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退缩到门口，又站了会儿，希望自己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然而又不忍心——于情于理都行不通。一直犹豫着。她抬头看我说，怎么着，你这就走了？
我惊恐地说，你想干什么？
她笑道，你怕了？你那天打人的胆子到哪去了？
我无言以对，抱歉地笑笑。
她说，你下手太狠了。我估计三两个月好不了。你总得陪我去医院看一下吧，我还没去医院呢——我一个人下不了楼。
后来，我跟阿姐讲起我的身世，通常情况下，先由她来发问，然后我回答。你知道，两个人呆在一起，总得找一些话来说。尤其是在那段时间，她躺在床上，或者坐在地板上，我往她身上涂药膏，服侍她吃药，隔三差五地陪她去医院打点滴。
做这些，我义不容辞。那是一段繁忙的日子，我整天奔波于医院，阿姐家，张伯伯家。我不得不向我的监护人撒谎，一会儿去美术馆看画展，一会儿去故宫长城，我常常在他们面前捧着张地图，在这个地方涂个圈，表示我已经去过了，又在那个地方涂一个圈。
每天，张伯伯为我画好路线图，坐哪路公交车最近，人最少。回家的时候，我便向他们描述我看过的风景（事先，阿姐已向我描述过了）。即便他们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