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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表达方式，仅能偶尔发出婴儿式的话语呢？动物心理学家对此不能不感到惊奇。
这种情况也许有幸，也许不幸；多数的黑猩猩，事实上是所有迄今观察到的黑猩猩，都坚持要做一个好猩猩，而没有变成准人类的白痴。但虽然如此，我以为，一般的动物心理学家都颇为渴望着黑猩猩由于沾染更多的人类行为方式而给它的类人猿祖先丢脸。迄今未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黑猩猩的智力不足，因为也有有缺陷的衣冠禽兽，他们的头脑足以使黑猩猩感到羞愧难当。这恰恰不是畜生讲话或要求讲话的问题。
言语乃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以致人的近亲和他的最积极的模仿者也无法掌握。黑猩猩所发出的为数不多的声音，的确，具有大量的情绪内容，但是，这些声音在明晰程度上是缺乏精细性的，在组织程度上是缺乏可以重复的准确性的，而这二者却是把它们改造为一种远地猫叫更为准确的信码的必耍条件。此外（这更加表明这些声音和人语不同），黑猩猩所发出的这些声音通常是一种不用学习的、生来就有的表示，不是特定社会团体中的成员经过学习而后表现出来的东西。
一般而言，言语是人所特有的；特殊形式的言语则是特殊社会集体的成员所特有的——这个事实最最值得人们注意。首先，看一看现代人的整个广阔的活动范围，我们就会有把握地说，没有一个社会不为构成此社会的个体在听觉或智力方面的残缺不全而变得支离破碎，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自己的言语样式。其次，言语的一切样式都需要有一个学习过程，虽然十九世纪时有过建立发生学的语言进化理论的种种尝试，但是，我们找不到一丁点儿作出下述假设的一般理由：现代言语的全部形式都是源自某个单一的、原始的言语形式。十分清楚，如果让一批婴儿单独生活，他们也会企图讲话的。但是，这些企图只是表明他们自己具有发出某种声音的愿望，并不因此表明他们是在模仿任何现存的语言形式。几乎同样清楚的是，如果有个由儿童所组成的社会，其成员在形成言语的临界年龄内，却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长辈的语言，那他们还是会发出某种声音的，尽管这些声音很不顺耳，但无疑是一种语言。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强迫黑猩猩讲话呢，又为什么不能强迫儿童不讲话呢？为什么要讲话的一般趋势乃至于语言之表露于外和蕴藏于中的一般方面对于大批人群说来是如此之一致，而语言的这些方面的特殊表现又是如此之千变万化呢？部分地阐明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以语言为基础的社会讲来至少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当我们说，人异于人猿，他特别具有使用某种语言的冲动时，我们只不过在陈述一些基本事实而已；但是，特殊语言之得以使用却是一个应该在每一特殊情况下进行学习的问题。我们对信码和讲话的声音都会心神专注，而我们对信码的专注又能够从言语方面扩展到与视觉刺激有关的方面去，这些显然都是人脑自身的特性。但是，在这些信码之中，没有一点点断片会象多种鸟类的求爱舞或者象蚂蚁识别并驱逐突然闯到巢穴里来的不速之客的办法那样地作为预定和谐的典则而印刻在我们心中的。言语的天赋不能回溯到分裂于通天塔中的亚当后裔的共同语。它完全是一种心理冲动；言语不是天赋的，言语能力才是天赋的。
换言之，使小猩猩不能学会讲话的障碍物与语义有关，而与语言的语音阶段无关。黑猩猩完全没有建立起一种机构，能把它听到的声音转变成据以组合自己观念的东西或者转变成复杂的行为样式。关于陈述中的第一点，我们无法证实，因为我们没有观察这种现象的直接方法。关于第二点，那完全是一个显著的经验事实。它可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人建立了这种机构，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强调了人的非凡的学习能力，指出它是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种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使人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于蜜蜂、蚂蚁以及其他社会性昆虫的社会生活，虽则二者，有其表面上的类似。有关儿童与世隔绝到超过通常学习语言的正常临界年龄的材料也许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狼孩”的故事曾使吉卜林（Kipling）写出他所幻想的《丛林之书》（Jungle Books），这些故事以及书中所讲的公立学校的熊和英国陆军学校的狼等，其本来面目之荒诞程度是那样地难以合人置信，就跟《丛林之书》中经过幻想润色后的情况之难以令人置信近乎相同。但是，有证据说明，临界期是存在的，在此期内，学习讲话最为方便；倘若过了这个时期还没有机会跟自己同类（不管是什么种族）接触的话，那么，语言的学习就变成受限制的、缓慢的和十分不完全的了。
对于被我们看作天生技巧的许多其他能力说来，这个观点大概也是真的。如果一个小孩长到三、四岁还没有走过路，那他也许一辈子都不想走路了。对干正常的成年人讲来，步行习惯可以变得比驾车习惯还要困难些。一个人如果从小就是瞎子，后来通过白内障切除手术或角膜移植手术而复明了，那么，当他去做原先在黑暗中完成的那些动作时，恢复了的视觉在一个时期内除了带来混乱外，肯定一无用处。这个视觉可以一点也不比他小心学到的、价值很可疑的新才能更有用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言语是正常表现出来的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中心，如果人不在适当时期学会讲话，那他的全部社会品格就会停止发展。
总的说来，人对语言的兴趣似乎是一种天生的对编码和译码的兴趣，它看来在人的任何兴趣中最近乎人所独有的。言语是人的最大兴趣，也是人的最突出的成就。
我是作为一位语言学家的儿子而受到教育的，关于语言的本质和技巧等；问题，我从做小孩的时候起就感到兴趣。现代通讯理论对语言理论所促成的那样全面的革命，其成果不可能不影响到过去的语言学思想。由于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异端的语言学家，他的倾向是把语言学引到和现代通讯理论对之发生种种影响的非常相同的方向上，所以我想在下面谈一点我个人关于语言史和语言理论史的业余研究。
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认为语言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斯芬克斯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phinx）就是关于智慧的一个原始概念。的确，“riddle”（谜）这个字本身就是从“to rede”（解谜，或猜出来）的字根引申出来的。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书写和巫术并无多大区别。在中国的若干地区，人们对书写尊重到如此地步，以致破烂的旧报纸和毫无用处的断简残篇都不愿意扔掉。
和这一切表现密切相关的乃是“名字巫术”，这个现象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的人们要在一生中使用好几个假名，其用意就是不让弄妖术的人知道他们的真名并加以利用。在这类例子中，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犹太人的上帝耶和华（Jehovah）这个名字了，这个字里的母音都是从上帝的另一个名字“Adonai”取来的，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让至尊之名可能被不敬之口所亵渎。
从名字巫术出发，只要前跨一步，就可以达到更深刻、更科学的语言兴趣了。就象根据原文来鉴定口碑和手抄珍本的兴趣一样，这种语言兴趣也可以回溯到古代的一切文化。一本圣书必须保持其原来面目。如果有种种异文，那就要由某位擅长鉴定的注释家作出决定。因此，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圣经、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圣书、佛教徒的典籍以及孔丘的著作都各有其早期的注释家。为了维护真正的宗教，人们所努力的都归结为文字的修养，而原文鉴定就是智力训练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
在上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语言史被人们归结为一系列经常表现出对于语言本质惊人无知的教条。当时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模型理解得过于呆板、过于盲目了。因为这一整个论题和我们关于通讯本质的见解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要用一定的篇幅来评论它。
认为希伯莱语是天国的语言，而语言的混乱是从建筑巴比伦通天塔的时候开始，这种早期的玄想除了作为科学思想的原始迹象外，我们这里无须给予更多的兴趣。但是，语言学思想的后来发展却长期保持着一个与此类似的朴素观念。各种语言彼此相关，它们都经历着进步的过程，这些变化终于导致全然不同于过去的语言等等现象，对此，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目光敏锐的语言学家不可能长期不予注意。一本象杜康：《中世纪拉丁辞源》（Ducange’sGlossarium Mediae atque Infimae Latinitatis）那样的书籍，要是不弄清罗马语不仅源出于拉丁语，而且是源出于拉丁俚语的话，那是不可能编纂出来的。一定有过许多学识高深的犹太教拉比，他们深深认识到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之间的类似。当东印度公司在臭名远扬的W·赫斯汀斯（Warren Hastings）的劝告下在威廉滩创办起该公司的东方研究学校后，人们就再也不能忽视下述的事实了：希腊文和拉丁文作为一方，梵文作为另一方，其实都是从同一种衣料剪裁下来的。在上一世纪初，格列姆兄弟（brothers Grimm）和丹麦人腊斯克（Rash）的工作，不仅表明了条顿语要纳入所谓即欧语系的轨道，而且还进一步弄清了这些语言的彼此关系，又弄清了它们和一个设定的原始共同语言的关系。
因此，语言进化论乃是生物学上作过细致研究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前驱。这个进化论事实上是有效的，它很快地就在生物进化论所不能应用的地方开始显示出对于后者的优势。这也就是说，人们是把语言看作独立的、准生物学的实体，其发展完全是由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