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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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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办法,川路股东拒不同意。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界代表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将股本照数发还。对此,盛宣怀声称政府不能把从全国老百姓聚集到国库的钱,用于补偿民办铁路公司由于自己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如果要将已用之款和亏损之数照数发还,就必须要以川省财产为抵押再借外债,双方无法达成妥协。话说回来,盛宣怀拒绝由政府支付川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虽说有一定道理。但是,政治决策不能斤斤计较于经济利益,而更应该着眼于政治上的大局。可惜的是,盛宣怀的表现更象一个商人。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盛宣怀和端方失去了耐心,8月中旬,他们派人强行接受了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工程。
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出现听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街头出现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供以香火,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大家走上街头,群情汹涌。很快,成都的罢课罢市之风传到了四川各地后,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已在一步步走向失控。
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将川督王人文罢免,调素有“屠夫”之名的赵尔丰即刻入川。但是,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木牌,赵尔丰也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的好转,而此时的朝廷也已经对此失去耐心,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带兵前往四川。
严令之下,赵尔丰则于9月7日在成都设法诱拘了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蒲殿俊、罗伦、张澜等十余人,查封了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及相关的报刊,以试图平息事态。不久,赵尔丰令贴出告示,命令“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不料“格杀勿论”的恐吓居然没有生效,当天便有上千人手捧光绪皇帝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当时的总督衙门已成风口浪尖,激越的呼喊声和人群的阵阵涌动,令荷枪实弹的总督卫队都为之紧张得发抖冒汗。
此时的赵尔丰正在后堂,他也是焦虑万分,但又束手无策。在掂量了许久之后,赵尔丰断然下令:开枪!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人群一片惊慌和尖叫,顿时陷入混乱和血泊之中。随后,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彻底驱散人群,当时被践踏者无计其数。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在这个血案里,共有五十多名无辜百姓被枪杀或者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事后,这些死难者被诬为“乱党”,却发给恤银——这些人等于是白死的。
血案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纸后分投江中,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方式将消息传遍四川,人称“水电报”。
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展开行动,成都附近的同志军(以哥老会为主)甚至次日即进攻成都。七、八天后,各地逼近成都的起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将成都围了个水泄不通。赵尔丰既要防内又要攻外,顾此失彼,狼狈不堪,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只得急切通电求援。
面对四川的危局,清廷对赵尔丰也失去了信心,随后便决定饬派鄂、湘等6省援军赴川。同时,清廷还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并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但是,其它的官员对控制四川危局和清廷也同样失去了信心。后来被责令入川的端方和岑春煊都延宕不前,不愿去蹚四川这趟浑水。赵尔丰无奈之下,将蒲殿俊等人全部释放,但也不足以挽回败局。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夺取荣县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式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10月26日,清廷将“误国首恶”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11月28日,被清廷委任为署理四川总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杀。12月22日,成都血案的制造者赵尔丰被成都军政府正法。
王朝的末期,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就像熊市里利好也会被当成利空来炒作。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本无大错,却由此引发保路运动,进而导致清王朝的覆灭,这大概也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
1911年9月14日,武昌楚望楼10号来了一批年轻人,这便是当时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成员。由于当时四川保路运动已经是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这两派人在接触了几次后,便决定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积极合作。
共进会是当时同盟会分化而来的外围组织。当时由于同盟会东京总部闹不团结,而孙中山、黄兴等人则以南洋为基础,专事西南起义又屡不得手。对此,一些长江中游数省的同盟会员湖北刘公、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翚等人便认为,同盟会不重视在长江流域的起义,因而倡议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这便是1907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共进会制定红底十八星军旗,自称为同盟会的“行动队”,准备在长江中游伺机起事。
1908年冬,共进会员孙武和焦达峰等人先后返回国内,并于次年在武汉和长沙分别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和湖南分会,他们积极发动会党,组织革命力量。与此同时,江西共进会也在原有的反清小团体易知社的基础上,由邓文翚的主持下秘密发展。在1909至1910年间,孙武等人发现会党纪律散漫,不受控制,依靠他们举事难以成功,于是便将联络的重点转向了新军。
事实上,在当时的新军中已经有个类似的革命团体,这便是文学社。文学社其实和文学根本不搭界,它是由同盟会员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革命组织,原名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由于活动被发现,最后改名为文学社,以掩人耳目。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3000多人,比共进会还有多一倍。这两个组织发展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由于四川的局势并无好转的迹象,清廷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入川,而部分湖北新军也准备调防汉阳、汉口和市外他县。在此情况下,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再度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那天发动起义。
会议过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消息传开后,湖广总督瑞澂十分惊恐,他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队伍,于是便以调防为名将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各处,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特别在中秋前的几天,瑞澂更是紧张不安,他特意召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并节日期间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子弹一律入库。
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桂花飘香,皎月悬空。武昌城内,不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反是格外的宁静与安详。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9月28日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而由于军队调防,起义指挥系统等也需要临时调整,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在过完了极度紧张的中秋节后,湖广总督瑞澂刚把悬起的心放下,但几天后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澜。原来,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筹划准备工作时,有人不慎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屋内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孙武脸部当下被烧成重伤,被赶紧送往医院救治。正忙乱间,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将尚未撤离的刘同等人抓获,并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随后,俄租界巡警便将刘同等人和查获物品一同移交给清方。
这可是个大案子。瑞澂一声令下,武汉全城戒严,军警四出,按照花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在这危急时刻,被调防岳州的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并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当天下午,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当晚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
但不幸的是,由于城内戒备森严,命令并没有及时的送到南湖炮队。这样,午夜十二点到了,大家仰望星空,但都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那一声炮响。在大家焦急等待的时候,军警们已经搜查到小朝街85号,蒋翊武侥幸逃脱,而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十来个人被堵了个严严实实。抓到这些革命党后,瑞澂下令连夜突审,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凌晨便被害于督署东辕门。
10月10日上午,军警们依旧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查,革命党人的据点相继被抄,又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而这时的湖广总督瑞澂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他得意的电告朝廷请功,说“传革命党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为所动,一意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等各员,无不忠诚奋发,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不过,瑞澂也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当晚,城内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了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于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在得知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的消息后,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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