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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最惯用、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莫过于排满主义。排满主义充满激情，又有历史的例证，这种感性的宣传最能起到效果。毕竟，大多数下层民众当时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使认识几个字，对于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和革命纲领也一时难以理解。因此，要想让他们拥护“排满”革命，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汉人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然简单粗暴，但却能在大多数的汉人中间大行其道。颇具讽刺的是，在社会动荡时期，理性的诉求一般都不敌感性的宣泄。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也绝对敌不过陈天华和邹容那几本充满激情的“排满”小册子。
这一点，正如历史学家杨宽所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
由此，“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只要主题摸对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党只要把所有的罪恶全推到了满人的头上，这就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革命成功。但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也就到此为止。
这就象倒影一样，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远度。
当时排满主义的宣传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是不承认满人建立的王朝，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他们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异族所得的中国；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由此，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亡国，现在要做的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也曾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在他的眼里，在中国似乎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而满人是异种异族，入主中原就是异族王朝，是殖民政权。在这种荒唐的逻辑之下，所以章太炎宣布要召开“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而邹容则在《革命军》中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看来，满人当年拿着刀逼迫汉人留大辫子，不但给汉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也使得爱新觉罗皇族的后代要到两百多年后还账了。
排满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鼓吹满汉不同种，满人是异族。比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就专门列出一章，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满人则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的支脉。为了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很多革命党人主张“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后来革命鼓动家陈天华在他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小册子里，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黄帝乃是汉人的“始祖公公”，而完全摈弃了清朝的皇帝年号。
排满主义的第三个要点是大力揭发清朝的暴政和民族压迫，如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特别是揭发满人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记》等禁书在日本的大量印刷，其传播更有利于激发汉人的怒火。在民族危机不断深化的时候，革命党人跟随把责任全推到清朝统治者身上，指责他们为了异族政权而不惜出卖国人利益，祸国殃民，听起来倒也蛮象回事。
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几位知名的革命宣传家，一是邹容，一是陈天华，另外一个是章太炎。邹容是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富商家庭。1902年他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后来因为参与强行剪除南洋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陈独秀和国民党元老张继都参与了此事）而被驱逐回国，后来避居上海爱国学社。
1903年的时候，邹容写下了热情澎湃的小册子《革命军》（约两万多字）。后来，这本小册子经章太炎润色并作序后，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邹容特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这本小册子里，邹容大力宣扬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云云。孙中山曾赞誉这本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大动人心”的好作品。
后来，由章士钊主笔、宗旨为“第一排满，第二排康（有为）”的《苏报》对《革命军》大加宣传，被当局认为破坏安定团结，影响极坏，因而勾结了租界的洋人将爱国学社和《苏报》查封（可怜清廷无权进入租界抓人，看来租界对革命还是有点好处的），并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最后，经过租界公审会廨的审理，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被判监禁两年，结果邹容便在狱中病死，年仅20岁。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留学日本前曾在岳麓书院等新式学堂中学习，后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在日本期间，他曾积极组织并参与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随后，陈天华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风行于世，影响甚大。两书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痛斥清政府是“洋人朝廷”，并认为唯有革命是“救世救人之圣药”。在书中，陈天华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等。
陈天华后来回到长沙参与组织了华兴会，并与黄兴等人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随之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此期间，陈天华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发表了不少宣传革命的政论文章。1905年12月4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一周后，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时年三十岁。
第三个是来自浙江余杭的章太炎。说起章太炎，得先说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康氏在流亡海外后，反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俨然一政治明星，至少在华侨圈中颇受欢迎。不过，康有为无视革命形势的变化，依旧在海外大弹特弹他的保皇老调调，鼓吹“中国不能革命”。康有为自命是国学大师，邹容、陈天华等人徒有激情而缺乏理论的文章可能还真驳不倒他。
这时，出身书香世家、具有深厚国学背景并从学于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康有为和他比只能算伪大师）的章太炎发飙了。他在1903年发表了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驳斥可谓是痛快淋漓。
首先，章太炎对康有为胡说“皇上圣明”的谬论，章太炎立马给予当头棒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乃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他在文中不无讽刺的说，如果光绪真的“圣仁英武”，那为何“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接着，他又举出历史上真正有才能的皇帝如秦始皇能取太后、嫪毐、吕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随后，章太炎一针见血的指出，现在的光绪皇帝不过是虚名，连自身都难保，你康有为还谈什么狗屁立宪，不过是为了骗钱罢了。
康有为的文章顽固坚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其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具备革命资格。对此，章太炎驳斥道，“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既然“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惧在”，“即以革命去之”。他认为，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一句话，行动胜于空谈，革命人人可行。
在康有为看来，革命是洪水猛兽，可怕可骇，他还用“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来恐吓革命者。对此，章太炎反问，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既然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要有必要的“流血”，这种流血是有价值的。
康有为认为，即或革命成功，也会造成内乱，引起外人干涉。至于立宪就不同了，可以避免流血而致国家于富强，“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对此，章太炎理直气壮地回答：“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同时，章太炎认为，与外国打交道，“运帧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特别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章太炎的“不为外国干涉”之论，倒也保持了一份清醒。
章太炎的这篇文章还是很有分量、很有见地的，不愧为鲁迅所称的“有学问的革命家”。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章太炎已经剪掉头上的辫子，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惊世骇俗者之举了。后来，章太炎受邹容和《苏报》案影响入狱三年，但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说真的，象章太炎这样既是革命家，又是学问家，在革命元老里面恐怕是找不出第二个。
章太炎驳斥了康有为后，随后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民报》干上了。当然，这次的论战挑起者还是革命党人。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