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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激怒，平时不太吭声的他甚至当着大臣们的面，有失体面的怒斥袁世凯，“你的意思是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喽？你还不如直接说让皇上靠边站呢！这种无君无祖的话，也只有你袁世凯才能说得出来！”而袁世凯在情急之下，竟然也公然顶撞说，“这是世界上所有立宪国制度的通例，非本人之意”。更夸张的是，据传当时载沣一怒之下竟然掏出手枪要击毙袁世凯云云。
掏手枪之事查无实证，但据袁世凯手下一个参加编纂工作的张姓幕僚当时回忆说：“自都察院以至各部，或上奏或驳议，指斥倡议立宪之人，甚至谓编纂各员谋为不轨。同事某君自京来淀（海淀），告余曰：外间汹汹，恐酿大政变，至有身赍川资，预备届时出险者，其严重可知。”由此看来，上次的廷臣会议和这次的朗润园官制编纂会议可真是把北京城搅得鸡犬不宁。
有人说，袁身任直督，手握北洋军，位高权重，唯恐慈禧死后光绪与他重修旧怨，因此极力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因为按照当时情况，总理大臣一职很可能由奕劻担任。奕与袁早就沆瀣一气，袁不仅可以因此保全，而且可以得到更大的权势。编纂官制馆的提调孙宝琦、杨士琦，一为袁一手提拔起来的私党。他们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
在铁良等亲贵的眼中，奕劻和袁世凯搞什么预备立宪和责任内阁，不过是想获取内阁总理的重要职位，并借立宪来为自己挽回点贿名远扬的官场名誉；而袁世凯主张责任内阁更是抱有私心，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自己留有后路。而在瞿鸿禨等军机大臣的眼中，奕劻和袁世凯等人废除军机处的目的不过是以此来排斥异己的卑鄙之举。
朗润园会议结束后，反对派立刻指使御史们行动起来，他们交章弹劾奕劻、袁世凯等人心怀不轨，如胡思敬就骂立宪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而赵炳麟则更是提醒慈禧太后说，“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为怀，不忍以圣祖高宗经营完善之天下，一旦乱于十数乳臭小儿之手，”呈请慈禧太后否定责任内阁制的提议。
尽管如此，奕劻等人还是坚持了初步方案，只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如将财政部改为度支部，交通部改为邮传部，将典礼院恢复为礼部，删除了督察院，但将核心的责任内阁制加以保留。11月2日，奕劻将核定的方案上报，具体方案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设立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以各部长官为内阁政务大臣；中央设十一部，即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陆军部和理藩部，外加五院一府，即集贤院、资政院、大理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和军咨府。
为了让慈禧太后更好的理解这份方案，奕劻还特意附上一份说明：根据立宪国的通例，中央政府即以各部行政长官会合而成，分之则为各部，合之则为内阁；出则各部长官，入则内阁政务大臣。此现拟内阁官制之由来也。内阁既总集群卿协商要政，而万几所出一秉圣裁，不可无承宣之人为之枢纽，故设总理大臣一人以资表率。如果担心内阁总理大臣权力太大，则有集贤院以备咨询，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督察院以任弹劾，有审计院以查滥费，有行政裁判院以待控诉。凡此五院，直隶朝廷，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足以监内阁，皆所以巩固大权，预防流弊。
上奏的当天，袁世凯还兴冲冲的跑去请训，“以备召询”，但他等了半天上边也没有任何反应，只得怏怏的离开北京，回到天津督署。与袁世凯的消极等待不同的是，反对派的行动更为的积极，也更为的隐秘。御史赵炳麟开始就怀疑袁世凯的动机是为了给自己的性命之虞预留地步，而方案确定上报后，他立刻指责奕劻等人的方案是“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暗移神器”，实行新的官制必然“大臣陵君，郡县专横”，其结果是“大臣专制”取代“君主专制”。
而军机大臣瞿鸿禨则更为的狡诡，他在讨论时不动声色，却暗中去见慈禧太后并乘机放了一把野火，说“根据这个官制，老佛爷从此就不必为军国大事而过度操心了。”他见慈禧太后不太明白，便解释说，内阁制与军机处的性质不同，军机处所讨论的问题，事前必须请旨定夺，内阁则由会议决定后上奏。在赵炳麟和瞿鸿禨的怂恿下，慈禧听后若有所悟，这大概就是袁世凯当天去请训而未被理睬的原因了。
中国的事情，说起来也是的确是古怪而复杂，很多事情看起来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当中；有时候一个好人，但未必对社会进步有帮助，而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无意中却促成了制度的变革，虽然他当时的想法未必是出于公心。譬如说奕劻，他是贪官而且中庸无能，但他在袁世凯鼓动下——当然也包含了他的利益——却也做了中国政治结构转型的努力；而荣庆、瞿鸿禨等人，你不能说他们不清廉刚正，不是个好官，但好官却未必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即使是袁世凯，你也无法说他当时真是出于私心。而且，在很多时候，袁世凯想要办成点事情的话，又不得不玩弄些手段，或者必须用钱铺路或者笼络私人，因为不这样，很多事情在当时根本就做不成。这真是个离奇的悖论。
经过深思熟虑后，清廷于1906年11月6日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责任内阁制，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各部院设置和长官如下：外务部，总理大臣为奕劻，会办大臣那桐，瞿鸿禨为会办大臣兼尚书；吏部，尚书鹿传麟；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度支部，尚书溥頲；礼部，尚书溥良；学部，尚书荣庆；陆军部，尚书铁良；法部，尚书戴鸿慈；农工商部，尚书戴振；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理藩部，尚书寿耆；都察院，督御史陆宝忠；大理院，正卿沈家本。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到了对手的囊中，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但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能7名，汉人7名，蒙古族1名，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由此也可以看出，满族亲贵专制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这是后话。
对于这次官制改革，当时的《东方杂志》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评论说：“此次中国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满汉，与各部长官不兼任他职外，无改良之可观。要之归于改革派之失败，守旧派之胜利，可谓之龙头蛇尾之改革也。”
得，你还别急，更大的风暴在后面呢。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等人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客观的说，瞿鸿禨并非是什么卑鄙小人，他出身于耕读世家，多年的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培育了他忧国恤民的清廉品格和“为天地立身、为生民请命”的士人风骨。瞿鸿禨曾经为官多年，后来回籍守丧数年后，居然没有盘缠还朝复官，最后只能将自家的老宅出卖换取路费。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这无疑是可与包拯相媲美的的清官榜样和道德楷模。和人来人往、红包不断的庆王府相比，瞿鸿禨虽然门生故旧满天下，但其家门却“屏绝警卫，门无杂宾，萧然斗室，一如书生”，他身为仅次于奕劻的军机重臣，位极人品，也只有“一舆二仆”，为世人所尊敬。
袁世凯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深知在朝廷办事没有红包的润滑是万万不行的，于是他在贿买了首席军机奕劻之后，也试图用同样手段拉拢瞿鸿禨。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派人给瞿鸿禨送上“当修门生之敬”的礼节性红包，被拒后又送去“请为昆弟交”的结交性礼金，但再次被拒。两次被拒后，袁世凯有点整不明白了，这瞿鸿禨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他又不富裕，何以对官员间常见的金钱来往如此冷漠呢？后来瞿鸿禨的次子成婚，袁世凯特意让人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上一份八百两银子的厚礼，居然第三次被瞿鸿禨很礼貌的回绝了。袁世凯混迹官场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不识时务”的人。他觉得这人要不是脑子有病，要不就是对金钱已经完全免疫。既然瞿鸿禨是一个不可拉拢的人，在奕劻和袁世凯的官场逻辑中，这就是一块必须搬走的又硬又臭的大石头。
瞿鸿禨和奕劻、袁世凯等人显然不是同道中人。当时，奕劻是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掌管北洋新军，两人勾结在一起当然是权倾朝野。再来看看清高的瞿鸿禨这边，就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了。瞿鸿禨虽然科举仕途都很顺利，但真正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则是在庚子之难后，他在西安为代慈禧代拟诏旨，由此成为军机重臣的。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同样在庚子之难中护驾有功的岑春煊。
岑春煊和瞿鸿禨的经历不同，他出身高干家庭，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岑春煊年少的时候放荡不羁，曾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为“京城三少”。岑春煊中举人后出仕做官，后来在甘肃按察使任上，恰逢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而慈禧与光绪出逃的时候，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由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并重用，并历任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在官制改革的时候，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上。
岑春煊出身豪门，气度当然不凡。但和其它贵公子不一样的是，岑春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