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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在英国时发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这里说的政府党，其实就是执政党；而非政府党，指的是在野党（反对党），这种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看似吵闹，其实更加稳定。
在意大利考察时，考察团甚至发现议会有权决定国王所任命大臣的去留，“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这种议会和君主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下的中国官员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震动。
考察团在欧美各国不仅参观了议院和政府机关，他们也参观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去戏院看过表演，并游览过一些公园和动物园。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是文明国家的标志，却大都是中国所没有的，这难免让考察团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
戴鸿慈在参观丹麦一家美术馆的时候，突然看到众多的裸体女像，他非但没有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大惊失色，尴尬失态，反称之为：“花貌雪肤，细筋入骨，为美术之上品，信不虚也。”在汉堡的时候，考察团应邀观看了一场现代歌舞表演，只见台上百十位女郎霓裳飞舞，难免肢体暴露；舞台灯光变换无穷，一派缤纷色彩。对此，戴鸿慈却并不认为这有伤风化，反引发了他对中国戏剧的思考：“吾国戏本未经改良，至不足道。然寻思欧美戏剧所以妙绝人世者，岂有他巧？盖由彼人知戏曲为教育普及之根源，而业此者又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以图之故。”
在各国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文物，在为自己国家的宝物而自豪的同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和谐的事情。比如一些外国博物馆收藏了中国的弓鞋烟具等丑恶之物，也让考察团感到脸红。更让他们感到痛心的，一些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抢走的中国宝物，也堂而皇之的陈列在博物馆中（至今都可以看到）。
考察团在欧美城市参观访问之余，也很懂得休息，“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在欧洲，他们就参观了好几个大型的动物园，觉得十分的新奇。据《大公报》载，考察团从国外还买回了一批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
不仅如此，考察团回国后，立即上奏朝廷说：“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随后，清廷责成学部承办，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等。从外国带回的那些动物，后来也被安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算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
至此，中国开始大力建设公共文化事业，各省也积极筹建图书馆、公园等设施。这些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和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不无关系的。
时间过得很快，从准备回国到考察归来，再到向朝廷奏请立宪，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终于迈出了清廷乃至中国历史转型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坚请立宪的考察大臣也意识到，这一步走得很蹒跚，也很艰难，前途未卜。
五大臣的立宪奏折上去后，受到顽固派前所未有的攻击。据当时《东方杂志》记载：“顽固诸臣百般阻挠，肆其簧鼓，淆乱群听……泽、戴、端诸大臣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诚然，百年固有的积习，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而对立宪的误解甚至是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各种反对者或者公然反对，或者阳奉阴违，即使是慈禧太后，对实行宪政改革不是心存疑惧？立宪时间表的屡屡推迟，又何尝不是这种左右为难之心态的体现？
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60年）的时间过去了。从鸦片战争到慈禧太后，清廷也何尝不想奋发图强，奋起直追，奈何千年的桎梏和惯性依旧推动了这个老大帝国沿着下降的通道而不断沉沦。晚清的最后七十年，自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无情的打破后，清廷对于西方的文明也在观望着、试探着和不断的学习着。但是，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一败涂地，让帝国仅有的一点自尊和自大，就像慈禧太后晚年接见大臣时经常性的涕泪长流一样，在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界初显得是如此的可怜又可笑。
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晚清最后十年里难得的一抹亮色，曾经给沉沦中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遐想。这次出洋考察，清廷等于正式承认了西方文明在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应该说，这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是清廷改善自身形象，融入先进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一旦转型成功，对于这个古老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将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五章、明争暗斗，预备立宪遥遥有期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
清末新政后，国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便是立宪，上自大臣，下至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1904年11月，连广州的一份小报，《时敏报》也大声疾呼：“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时敏报》并不是什么革命报刊，也不是当时的主流报纸，就连它都对立宪如此热心，足以见国人对此事的关注。
民心不可违。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连续上奏折要求速行立宪，慈禧太后听说立宪有“王位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似乎心有所动，加上立宪乃是民心所向，于是清廷便在1906年8月25日召开了一次廷臣会议，专门讨论是否立宪的重大问题。
这次会议由醇亲王载沣主持，参加者为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和大学士，包括庆亲王奕劻、徐世昌、张百熙、孙家鼐、荣庆、铁良和瞿鸿禨，外加北洋大臣袁世凯。据当时《东方杂志》的报道，这次廷臣会议的火药味很浓，各大臣在会议上针尖对麦芒，分歧很大。
先来看看这些人的背景。醇亲王载沣，老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是光绪皇帝的胞弟，他不满八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去世而袭封亲王爵位。载沣身为皇亲近支，不免得担当大事，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也就是这个未满二十岁的小亲王前往德国赔礼道歉。载沣年纪虽小（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但如今光绪皇帝身体好转无望，又无子嗣，而慈禧太后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载沣生在醇亲王府，不管你是骡子还是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那也得负起责任，逐步参与清国大事。在专制王朝里，这是名分所定，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庆亲王奕劻，比载沣长一辈，他是乾隆皇帝十七子和硕亲王永璘之孙，本是皇族中相对疏远的一支。恭亲王奕䜣死后，皇族子弟大都不争气，倒是奕劻从总理衙门开始做起，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等到那些李鸿章、荣禄这些老臣死的死、退的退，奕劻凭着多年操持政务的老资格，最后竟然也爬到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
奕劻的为人，圆滑而爱财，做事一向模棱两可，并无原则。不过，这在晚清的官场上，这种性格倒是蛮吃得开的。据说奕劻还没显达之前，不过是个家道中衰的穷贝勒，当年连朝服都是靠在当铺典赎。到后来，奕劻的官慢慢做大了，地方上的礼金和馈赠日渐增多，奕劻也来者不拒，“庆邸贿赂公行，外省官吏，几无不以贿得者”，由于卖官的价钱“公开公正”，所以当时人称庆王府为权钱交易所之“庆记”公司。
譬如当时的袁世凯，办的大事多，由此手里的银子也多，出手又大方，可惜奕劻当时还没做到首席军机，袁世凯对他虽然也有馈赠，但总比不上荣禄的多。为此，奕劻很不满意，常对自己的僚属说：“袁世凯只认得荣中堂，瞧不起咱们！”好在荣禄没多久就翘了辫子，袁世凯听说奕劻即将成为首席军机后，一下就派人送十万两银子到庆王府。
那奕劻虽然收银子的机会多，但也没有见过这么阔气的。惊喜之余，老庆一边客套：“慰亭真是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另一边却眉开眼笑的接过银票揣入怀中。由此，袁世凯便包办了庆王府的一切开销，逢年过节都要给奕劻送礼，两人由此建立了坚定的同盟关系。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之前，就对人说：“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又说：“当以死力争。”奕劻本就不是有主意的人，他见袁老四如此坚决，平时关系又好，自然随声附和了。
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他本来也是被选派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后来因为正阳门火车站刺杀事件发生后，徐世昌被袁世凯举荐为巡警部尚书，因而没有参加后来出发的宪政考察。徐世昌很早就和袁世凯结为拜把兄弟，早年得到袁世凯的资助参加科考，后来中举并选了进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便邀他加盟，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由此，徐世昌在官场上一帆风顺，他当时不仅是巡警部尚书，还同为军机大臣之列。
当时奕劻和袁世凯、徐世昌是主张立宪的一派，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