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波隆正是这样说的。
○法老的信使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练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
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
一段埃及象形文字的译文
人的儿子，我的复仇者，门赫普莱尔，愿他永生，我焕发着对你的爱，保护着：我的手，你的肢体，用生命的保障。多么甜美啊，你的友情在我胸怀。我把你放在我的心坎，我赞赏你，我把你的力量和威严洒遍各地；向你表达我的焦虑，因为上天的靠山是有限的。
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字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份；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象形文字“象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字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扬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求解的方法，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巧妙地增加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译出的象形文字寥寥无几；而且完全不懂它们在拼音方面的意义，但是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扬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扬高出一筹。扬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字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看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古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国王的名字入手；但这已经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
1820年，经由旅行家的记述、画家的描绘，又拿破仑远征军中学者的研究，列入的埃及文物大量增加。许多建筑物的残片、雕像、器物，甚至文献、纸莎草纸手稿和浅浮雕的压模，被带到欧洲。这些文物开始吐露自己的故事，把古埃及的点点滴滴呈现在世人眼前。
何以必须从国王的名字人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三种文字表达的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埃群法尼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的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国王的名字，因为只有国王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字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哪些是代表这八个字母的象形符号。
任何伟大的发现事后看来都似乎是简单的。1400年来，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传统观念搞得烟雾弥漫；因之商博良的另辟蹊径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腓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1821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
1828年，埃及学学者商博良考察了卡纳克。他抄写阿蒙神庙墙壁和廊柱上的文献又浮雕，终于揭开了废墟的秘密。在被人遗忘了20个世纪之后，卡纳克遗址终于掀开了她的面纱，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腓力方法碑上的两块“装饰纹样”，它们帮助商博良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途径。
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克娄巴特拉”一词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符号，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个符号相符。这样就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这也就是打开埃及古文化的一切门锁的钥匙。
现代的人们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现代的学生学习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却是当年商博良在独具创见的基础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尽管商博良在理解象形文字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3000年来象形文字出现了许多变体，现代的人们已经十分了解这些变体，懂得“古体”埃及文有别于“新体”，而“新体”又不同于“现代体”；但在商博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变化；即便有的学者有所发现，从而译出了一个字，下一个字却又束手无策了。
○埃及学之父
商博良在埃及学上虽然理论非凡，但在他破译象形文字之前，从未亲临埃及进行过考古发掘。可以想象当他1828年率考古队踏上埃及时，就如同一位动物学家用骨骼和化石复原了恐龙的身躯，突然回到白垩纪站在活恐龙面前一样的惊讶。
商博良从亚历山大城到阿斯旺，跑遍了整个埃及。陪同的人有一些经验丰富的画家，包括内斯托·洛特，还有一个由罗塞里尼率领的意大利小组。他在阿布辛博待了15天，到处阅读、翻译和抄写文献。翌年1月，他从乌阿迪·哈尔法发贺年卡给达西埃：“顺着尼罗河从河口走到第二瀑布之后，我可以说，我那封关于象形文字字母的信不必作任何修改。我们的字母是正确的；这字母表可用来释读罗马人时代和托勒密时代的埃及文物，更可用在法老时代的神庙、宫殿和陵墓里的碑文上。这可真令人兴奋！”
从埃及回到法国，3年后商博良逝世，这是新兴埃及学的巨大损失。之后他的《埃及语法》及《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在巴黎出版，接着先后出版了后人编纂的第一部埃文词典和《注释》、《碑文》等书。这些加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使得后来的埃及学家们不仅能读，而且能写埃及古文了。
商博良的精神和成就，成为第一批埃及学者的典范。日后的埃及学学者，借助他的发现，才得以正确研究古埃及文明，也为后来埃及的考古发掘指明了方向。
第五章 古文明轮廓的初现
○冒险家贝尔佐尼
现代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提到乔万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1778——1823）时说他是“自有古埃及学以来最难以评价人物之一。”贝尔佐尼早年在伦敦的一家马戏团里做过大力士。卡特的评价主要是指贝尔佐尼的为人，而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众所周知，业余爱好者在考古学上曾起过重要作用，而贝尔佐尼在业余爱好者当中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个人。
贝尔佐尼在埃及做了5年搜集古物的工作，先是替萨尔特搜集，后来就是自己做。从刻有圣甲虫的宝石到方尖碑，只要看到的东西他是从不放过的。一次不慎把一块方尖碑落在尼罗河里，他竟下水把它捞了出来。当时埃及是出名的全世界最丰富的古文物的宝库，因而遭到盲目的掠夺。人们纷纷到埃及去挖掘古代的黄金制品，其手段的野蛮不下于几十年以后加里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潮。当时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法律约束这类活动，即便有几条规定也可以置之不理。不止一次由于意见分歧发生过开枪斗殴的事件。
这种完全不顾考古价值的古物搜集热，其结果必然是大量破坏而甚少发现。即便偶尔有人获得一知半解，也远抵不过他们造成的破坏。贝尔佐尼在搜集过程中虽得到一些零星的知识，但他也和别人一样，大量使用鎯头和铁钎。遇到密封的古墓需要打开时，他就不顾一切地用夯把封顶打得粉碎。
尽管贝尔佐尼的手段非常粗暴——任何现代的考古学家都会为之毛骨悚然的——但霍华德·卡特对他还是满怀敬意。有一次卡特竟然说过贝尔佐尼的发掘工作和“采用的方式方法”都是值得赞扬的。这种说法好象不可理解，但我们评价贝尔佐尼不能脱离他生活的年代；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