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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动工改建，直到 1973 年 12 月改建工程才最后完成。《中国作家》1996 年第
二期冷梦写的《黄河大移民》。里面叙述三门峡坝修成后黄河干流淤没了几十万亩
地，4 万农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来回迁移十几次，痛苦万分。水利发电工程
学会七位专家前往视察后汉息不已，国务院派去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
真对不起你们”。同时潼关淤高了 2 米，循淤积比降向渭河上延，陕西咸阳也淤高
了 1。5 米。这使渭河洪水位抬高 2 米，地下水位和含碱区也都抬高，损害了沿岸
农民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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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么说，黄河并未治理好，只是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了上游陕西，您
在 1957 年的预言不幸言中了。从那之后，您是怎样努力坚持您的治理江河理 论的？
黄万里：黄河的确没有治理好，而我则被定为右派了。过了好几年，1964 年春，
我写信给董必武副主席，再次陈述三门峡坝淤积的严重性。水利部为此召见我，
让我拟一个三门峡工程改建计划。我用了两个月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
理与方法》，由水利部于 1964 年 9 月印出。我提出的方法为开洞排沙，以灯泡
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
这个建议未得批复，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来的看法，我和大家有原则上的
分歧。我的主张是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南岸；而一般的主张是拦
沙上游，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是，人们也怕泥沙继续淤在库内，于是把坝
下部泄水洞逐年一个个地打开来，弄得大坝千孔百疮似的，果然能排出很多沙
来。而实际上排出的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每年随着水流下来的泥沙仍
然淤在潼关以上黄河与渭河里。人们却误认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三门峡之后，
冲淤可以从此平衡了。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转成了 慢性肝炎。
1973 年初我把这个道理呈报了国务院周总理，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
排出坝下，并改修大坝，才能挽救秦川。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大坝经过开洞排沙，
库内蓄清排浑，黄河淤积末端不会再上延。这时已有“交口淤积不上延论”，等
到淤积已达到泾、渭的交口后，又出现“临潼淤积不上延论”。他们认为可以做
到周总理指示的“两个确保”：确保下游不遭洪灾，确保上游不影响西安。在当
地工作的泥沙专家一致持此观点。于是，对于大坝改建和运行方法奠定了错误
的基础，随后也因此提出了修建小浪底水库的方案。我对此全面否定，争辩无 效。
“我的右派帽子据说是毛泽东钦定的 ”。
记者：您在前面提到“黄河的确没有治理好，而我则被定为右派了”。我可不可以
这样理解：在 1957 年，您被打成右派与反对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大坝有很大 关系？
黄万里：当然，不过还有别的原因。我研究黄河的治理，是怀着深厚感情的。科
技研究这种工作，尽管埋头深入，它本身总是枯燥乏味的；而作为人，多少总
有情感的。特别是当人们处于不利的环境下，最宜于玩赏些文艺。那文艺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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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有肉的，它会冲动那死板无情的 X、Y、Z，使之活跃起来，使人们的精神从
沉郁转为开朗，而抖擞起来，从而文思大进。
1957 年，毛泽东几次动员大家提意见。我就写了一篇散文《花丛小语》，
挖苦和讽刺了一些人。文章写的三位教授：田方生、甄无忌和贾有道都是虚拟
的。一天早上他们乘车到城外来上课。由于一段新修的公路质量太差，刚刚修
好就翻浆。公共汽车只得中途停驶，使得他们不得不步行了十里路才来到学校。
当他们在校园内碰到一起时，不觉引发了一场对于市政建设中不负责任的作风
的议论，发了一通感慨和牢骚。文章通篇不过三千字，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读
完。这篇文章发表在 1957 年 6 月 19 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三个黑体字
的标题下用小号字印着文章的题目《花丛小语》，作者署名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 教授黄万里。
在这篇文章中，我还填了一首词：
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这首词上、下两阙意思是转折的，稍稍懂一点诗词的人都可看出，不知道
毛泽东是怎么理解的。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
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
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花丛小语》是当年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右派文章，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
的特大毒草。《人民日报》在发表它时采用“什么话”这个标题，就是用的毛泽
东在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后来这三个字就被沿用了下来，成为《人民日报》
批判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而我的右派帽子据说是毛泽东钦定的，当然逃不了。
记者：为什么您要在文中采用讽刺的手法呢？
黄万里：为了加强说服力，我在这篇文章中还不指名地讽刺了一些改变了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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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文中写道：“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人
和事。你看某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
他立刻敏捷的放弃已见，把新计划大大歌颂一番，并且附加着说“圣人出而黄
河清，从此下游河治”。在如此大事大非面前，他竟然肯放弃了科学原理，以
讨好领导人、讨好政府。试问：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呢？
所谓“圣人出、黄河清”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理想盛世的蓝图，
而这一蓝图似乎就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变成现实。人们在这一绚丽的理想鼓舞下，
都对三门峡这一特大工程抱有极高的热情。人们都这样认为：三门峡拦沙大坝
一旦建成，黄河上游挟带的泥沙将被拦截在大坝之内，从此黄河下游将会变成
清水。而上游通过水土保持，泥沙也将不再下泄。真是一项能从根本上转变黄 河水患为水利，造福子孙万代的事业。
唯有我不识时务，坚持反对这一工程。因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
治理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
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挟带泥沙的浊
水强大。河床在它的猛烈冲刷下，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
张光斗教授反对这种意见，主张修三门峡坝拦沙，这些议论详见《中国水利》
57 年 8 月期。但在 40 年后全国政协会上他却说 57 年只他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
是反对得正确的。而今日修三峡长江高坝他却认为该立刻修，也是正确的。
“ 30 年代的洪灾激励了我奋志学水利、治理江河 ”。
记者：据了解，您在大学时代所学的并不是水利，后来为什么要改行呢？
黄万里：我 1932 年 7 月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攻读铁路、桥梁专业。1931 年我
国江河，包括长江、汉水，洪水泛滥，汉口大堤决口，仅湖北省云梦县一下子
就淹死了七万人。1933 年黄河决口十几处，损失无法计算。这激励了许多青年
奋志学水利、治理江河。当时唐山交大同学有三人放弃了铁路桥梁工程师之职，
出国改学水利，我是其中一人。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我便立志学水利、治
黄河。怎样学好水利，经前辈许心武先生（字介忱）指点，说江河大水后调查
全国人才，都是土木结构出身的，没有一人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
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于是我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1934
年元月到美国开始有计划的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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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片面地理解洪水既是由暴雨产生，学水文应先掌握气象学。我的硕
士以气象学为副科，论文是暴雨统计的专题。随后博士以自然地理学为第一副
科，数学为第二副科，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
半径验半理论方法，在 19 年之后，Nash 提出相似的方法。这些说明我热诚地 渴望着寻求知识以解决江河洪水问题。
在美国我自驾汽车四万五千哩，看遍了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
Norris 坝上实习了四个月。密西西比河 1936 年特大洪水后，该河机关招待我坐
船参观，直达出海河口。我又学习了多门地理学和地质学，于是眼界张开，明
白了以前所学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洪水问题；水利工程造在河里将改
变水沙流动状态，从而使河床演变。当时还没有成立地貌学，在回国工作十年
后，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才自己在头脑里建立起了水文地貌的观点。这才
开始对于治河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1937 年我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获得水利学 博士学位，也是中国在这个专业的第一个博士。
记者：您是在 1937 年回国的吗？当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吗？
黄万里：我在抗战爆发前回到国内。在中国和外国上学达 22 年之久，我受之于民
者太多了。自应竭尽知能，献计献策，报效国家。回国后，北洋大学、东北大
学、浙江大学邀请我去当教授，我谢绝了他们的盛情，因为我觉得自己太年轻，
没有多少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