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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罗马的历史，则是法比乌斯（the Fabii）或克劳狄乌斯（the Claudii）类型的少数家族的历史。在巴罗克时期，各个国家的历史，大致说来，是哈布斯堡和波旁家族政治运作的历史，它们的危机往往采取联姻和王位继承战争的形式加以解决。拿破仑的第二次婚姻的历史也涵盖了莫斯科的焚毁和莱比锡战役。罗马教廷的历史直到18世纪都是那些为创立王室家运而争夺教皇皇冠的少数贵族家族的历史。同样地，拜占廷当权者和英国首相＇塞西尔家族（the Cecils）即是明证＇，甚至伟大的革命领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都属于这种情形。
关于所有这一切，僧侣（乃至僧侣哲学）构成了直接的反面。具有纯醒觉意识和永恒真理的等级，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在同时间、种族和性别作战。作为农民或贵族的男人追求女人，而作为僧侣的男人则远离女人。贵族冒着危险把公共生活中广阔的存在之流消散和流失在其微不足道的祖先与亲属的小溪之中。反之，真正的僧侣原则上拒绝承认私人生活、性、家庭、“住所”。对具有种族性的男人来说，死亡只有在它是无嗣而死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和可怕的——冰岛的英雄传说和中国的祖先崇拜，都同样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只要有子侄辈香火相传，那他就没有完全死去。但是，对于真正的僧侣来说，却是“虽生犹死”（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他所遗留的将是智性的东西，被弃绝的女人在其中是没有作用的。这第二个等级经常出现的现象方面的形式，是独身、出家、性压抑，乃至发展到自阉的极端，以及对母性的蔑视——其表现形式就是纵欲和奉神的淫秽，并且，与在理性上把性生活贬低到康德给婚姻所下的污秽定义那种程度的轻蔑相比，这种蔑视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在整个古典世界中，按照定则，在神圣的场所即寺院区域，不得有出生或死亡。无时间性的东西不得和时间发生接触。僧侣对于临产和出生的重大时刻可以有一种理智的认可，可以通过圣礼去赐福于它们，但他本人决不能经历这些事情。
原因就在于：贵族就是某种东西，而僧侣只能意谓某种东西，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告诉我们，僧侣是命运、种族和等级等等这些东西的反面。城堡，及其厅堂与高塔、城墙与堑壕，皆诉说着一种强大的、川流不息的生命；而教堂，及其拱顶、柱廊和唱诗班，却彻底地是一种意义——可以说是一种装饰。每一个值得尊敬的僧侣都会完善自己，其举止的端庄优雅已尽极至，从面部的表情、声音的抑扬顿挫到服装和步态，每一样都是装饰，其私人生活甚至内心生活都作为非本质的东西被排除出去；而一个成熟的贵族（如18世纪法兰西的贵族）却只知道展示和炫耀生活的完美。是哥特式的思想从僧侣概念中引申出了不可磨灭的性格（character indelebilis），正是这种性格使观念成为不可摧毁的东西，成为整个地独立于怀有该观念的人在作为历史之世界中的生活价值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僧侣等级，因而也是所有的僧侣哲学（在学派意义上说的），都暗中包含有这种观念。如果一个僧侣有种族性，那他就会像农民、骑士或王公一样具有外在的生活。哥特时期的教皇和红衣主教就是封建的王公、军队首领、狩猎爱好者、美术品鉴赏家以及家族政治的老手。在前佛陀的“巴罗克”时期的婆罗门中间，就有大地主、衣着鲜丽的方丈、朝臣、挥霍者、美食家。但是，在早先的时期，人们就已经学会了把观念和人区别开来——这种观点与贵族的本质正好相反——直到启蒙时期，才按照私人生活把僧侣判定为是僧侣，这不是因为那个时期的眼光更加锐利，而是因为它已经忘记了观念。
贵族是作为历史的人，僧侣是作为自然的人。高级历史始终是贵族社会的存在的表现和效果；衡量其不同事件的相对重要性的标尺，通常是这种存在之川流的脉动。这就是何以坎尼战役很重要，而晚期罗马帝国的战役根本不重要的原因所在。一个青春时期的到来与一种原始贵族的产生总是一致的，在原始贵族的情感里面，君主不过是“尔辈之首”（primus inter pares），是猜疑的对象。因为不仅一个强有力的种族不需要个别的大人物，而且他的存在就是对其价值的反映；因而，封建诸侯的战争是早期历史借以完成自身的最卓越的形式，从此以后，贵族就掌握了文化的命运。由于有一种因沉默而尤为有力的创造力，存在获得了形式和“状态”。血的脉动变得强烈而坚定，而且是永久性的。由于这种创造力所升华出来的活生生的形式之于青春时期——每一个青春时期，就像传统的威力之于晚期——每一个晚期（可以说，那传统就是古老的坚定训条），故而生命的律动是如此之稳固，以至于当所有古老的家族消亡之后，它仍然存活下去，继续从深处吸引新人和新的存在之流置于其魔力之下。不要有一丝的怀疑，所有晚期的历史，不论在形式的方面还是在节奏和速度的方面，都是从最早的世代中继承下来的（而且是不可变更的）。它的成就与血液中传统的力量相比不多也不少。在政治中，如同在其他所有伟大的和成熟的艺术中一样，成就取决于处于高级状态的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拥有一大堆古老经验，它们作为本能和冲动被无意识地和无疑问地贮存起来。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形式的政治上的娴熟了。大人物只有当他在这种形式中并通过这种形式成为强有力的（或被造就为强有力的）存在、成为命运（或掌握了命运）的时候，他才不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他才是未来的主人。这就是必要的艺术与多余的艺术的区别，因而也是历史上必要的政治与不必要的政治的区别。即便许多大人物是从“人民”（亦即无传统者的集合体）中爬上来升入统治阶层的，甚至即便他们是占据统治阶层的唯一群体，那也无关紧要——因为有传统的巨流在照管他们，在全然不知不觉中形成他们的智性的和实际的行动，规制他们的方法。而且，这种传统不过是古代的和早已灭绝的血统的脉动而已。
但是，文明，真正的“回归自然”，意味着贵族的消亡——不是作为身体上的族类（那是无关紧要的），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传统——意味着命运的脉动为因果认识所代替。由此，贵族变成了只是一种尊称。并且，正因如此，文明化的历史成了表面的历史，没有关联地指向一些明显的目标，并由此成为宇宙中无形式的东西，依赖于伟大人物的偶然成就，缺乏内在的稳固性、谱系和意义。随着恺撒主义的出现，历史再度沦为无历史的窗台，沦为原始生活的古老节奏，为了物质权力而进行无休止的和无意义的争战，如同公元3世纪时罗马的军人皇帝的争战和与此相当的中国“十六国”（公元265～420年）时期的争战，它们与丛林中野兽的生活只有非本质的区别。
等级问题——贵族和僧侣（2）
三
由此可见，真正的历史并不是反政治意义上的“文化的”历史，正如所有文明肇始时的哲学家和空谈家所断言的那样。相反，它是族类的历史、战争的历史、外交的历史、存在之流的历史，它采取的是男人与女人、家族、民族、等级、国家的形式，在伟大事实的跌宕起伏中相互攻击和防御。最高意义上的政治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政治。每一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是这场战斗戏剧中的一个成员，或是它的主体，或是它的客体——根本没有第三种选择。精神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它是真实的，但它要以这个世界为前提，如同醒觉意识要以存在为前提一样。它之可能，只有对无论如何都存在着的现实性不停地说“不”，实际上，那现实性必须是先存在，然后才能被鄙弃。种族可以没有语言，但一种语言的言说必定是先行存在的种族的一种表现，就像在精神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宗教、艺术、思维方式和其他一切一样——而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历史，乃是由于血统对感情和理性的控制显示了一种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都是能动的、“状态良好”的醒觉意识，它们在演进中、在象征主义中、在热情中都显示了血统（又是血统）的力量，血统则通过这种种形式在一代接一代的醒觉存在中传递延续。一位英雄根本不需要了解这第二种世界——他自始至终就是生命——但是，一位圣徒只能通过最严格的禁欲主义来克制自己身上的生命，凭着他的精神来获取孤寂的神交——而他能这样做的力量又是来自生命本身。英雄鄙视死亡，圣徒鄙视生命，但是，在对伟大的苦行者和殉道者的英雄主义与大多数人的虔诚（即《启示录》第3章第16节所描述的那种虔诚）进行对比时，我们发现，甚至在宗教中，伟大也是以种族为前提的，生命必须真正强大，才配得上这类角力者。余下的仅仅只是哲学的能事。
正因如此，世界历史意义上的贵族远没有晚期所想象的那么舒适；它不是头衔、特权和礼仪的总和，而是一种精神财富，获取也难，守持也难——实际上，只有对于那些暗识其中奥秘的人，才值得为之献出整个生命。一个古老的家族不仅意味着有一批祖先（我们全都有祖先），而且那祖先必须是历经一代又一代处在历史之巅峰；他们不仅掌握了命运，而且自己就是命运；在他们的血液里，事变的形式经过多少世纪的经验才达致完善。由于严肃意义上的历史是从文化开始的，故而对于一个科伦那家族（Colonna）的成员来说，把他的祖辈一直回溯到晚期罗马时代，那不过是一种夸显而已。但是，对于晚期拜占廷帝国的显贵来说，把他自己的身世追溯到君士坦丁，却不是没有意义的，而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把他的身世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