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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古典心灵觉得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对神的反抗是“傲慢”（hybris）一样，我们的巴罗克心灵也觉得机器是魔鬼的事物。地狱的精灵曾将操纵世界之机械作用（world…mechanism）的秘密，甚至连同它自己扮演上帝角色的秘密，都泄露给人类。因此，所有那些完全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而对“这个世界”毫无奢求的纯粹教士式的人们——尤其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古典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甚至尼采等——对于技术，除了无言的敌意而外，别无其他。
每一晚期哲学，都包含有对青春时期的非批判性直觉的这种批判性的抗议。但是，才智之士的确信具有其自身之优越性的这种批判，也会影响到信仰本身，并会在宗教领域激起一次具有晚期——一切晚期——特色的伟大创造，那就是清教。
当克伦威尔和他的坚如磐石、笃信圣经、口唱赞美诗的独立派（Independents）跃马出征的时候，当毕达哥拉斯信徒队伍出于对其职责训示的残酷的忠诚而摧毁了华丽的锡巴里斯（Sybaris）城并对该城永远地加以道德沦丧的污名的时候，当早期哈里发的军队不仅征服了国家而且征服了心灵的时候，清教精神就体现出来了。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古兰经》的许多章节，我们对毕达哥拉斯派教义所获得的那一点点了解——所有这些都是同一类的东西。它们有着严肃精神的那种热忱，有着一种冷静的激烈、一种枯燥的神秘和一种拘谨的狂喜。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狂热的虔诚在它们中间再度燃烧起来。城市在获取对土地的心灵无条件的控制权之后所能产生的所有超绝的灵性全汇聚于此，并带有一种恐惧以免它成为不真实的和昙花一现的。而且相应地，这种灵性不忍耐、不怜悯、不宽恕。清教——不只是在西方，而且在所有文化中——缺乏那种能照亮青春时期（每个青春时期）的宗教的笑容，这种青春时期正是生命极度喜悦、富于幽默感的时刻。在《古兰经》中，我们找不到在麻葛青春时期的著作中经常闪现的那种恬静的喜乐，如在耶稣的童年故事中，在纳西昂的格列高里的故事中；在弥尔顿的作品中，我们也找不到圣方济各的诗歌里面的那种历历在目的喜悦。趋尽极至的真诚滋润着波尔罗亚尔（Port Royal）的詹森派（Jansenist）的心灵，也滋润着身穿黑服的圆颅党（Roundheads）——莎士比亚的“快乐的英国”可以说是锡巴里斯的重现，可被圆颅党在几年之内给毁掉了——的议会。现在，第一次，人们怀着满腔的怒火投身于反对魔鬼的战斗，他们全都觉得那魔鬼就近在身旁。在17世纪，有超过一百万的女巫被处火刑——不论是在信仰新教的北方，还是在信仰天主教的南方，甚至在美洲和印度的宗教共同体里，情况都一样。伊斯兰教关于义务的教义（fikh），连同其艰深的智性，都是阴郁愁苦的；1643年的《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Westminster Catechisms）和詹森派的伦理学（詹森的《奥古斯丁论》，1640年），也是如此——而在罗耀拉的领地中，由于灵性需要也出现了一种清教运动。宗教被生动地体会为形而上的，但是像独立派所自称的“神圣的”团契、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穆罕默德的门徒，全都以同样的方式去体验它，即不是以感官去感知它，而是首先把它看作一个概念。公元前600年左右在恒河之滨创立“摆脱牵挂者”（Unfettered）教派的波罗尸婆（Parshva），和他同时代的其他清教徒一样教导说：得救并非来自献祭和义，而是只能来自自性（Atman）与梵（Brahman）合一的知识。在所有清教的诗歌中，古哥特式的幻象被一种放肆而又枯燥乏味的寓言精神所取代。在这些苦行者的醒觉意识中，概念是唯一真实的力量。帕斯卡尔绞尽脑汁思考的是概念，而不是像迈斯·艾克哈特那样思考形状。女巫之被处火刑，是因为她们得到了证明，而不是因为她们在黑夜露天中遭到发觉；新教法学家之采用多明我会士的“女巫之槌”，是因为它就建立在概念之上。早期哥特文化的圣母马利亚像就呈现在其祈求者面前，但贝尼尼（Beinini）的圣母像却从来无人得见。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受到了证实——因而对于这种存在就产生了一种积极的热情。克伦威尔的国务秘书弥尔顿给概念披上了形状的外衣，而班扬（Bunyan）则将一整套的概念的神话学引入了伦理的、寓言的活动之中。从这里到康德只不过一步之遥：在康德的概念性的伦理学中，魔鬼采取了它最后的形状——“至恶”。
在我们认识到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和克伦威尔在三种文化中体现同一种运动以前，我们必须使自己从历史的表象中解放出来——尤其是要抛开西方科学的方法论在历史周围筑起的人为樊篱。
毕达哥拉斯不是一个哲学家。根据前苏格拉底人士的所有论述来看，他是一个圣徒、一个先知、一个狂热的宗教团体的创立者，这个团体使用一切的政治和军事手段，来强迫周围的人接受其真理。克罗顿（Croton）对锡巴里斯的毁灭——我们可以确信，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在历史记忆中保存下来，仅仅因为它不过是一次野蛮的宗教战争的极至——是一种仇恨的爆发，这一仇恨与那种把查理一世及其奢华的保皇党的所谓教义错误和世俗倾向全都看作必须彻底加以毁灭根除的东西的仇恨是完全一致的。一种提炼过、并在概念上加以坚固的神话，连同那些严厉的伦理律令，使得毕达哥拉斯派的信徒深信他们将在所有其他人之先获得拯救。在图里（Thurii）和皮特里亚（Petelia）发现的放置在死去的入会者手中的黄金书板上刻有神的保证：“幸运而有福的人，你已不再是一个亡灵而是一个神了。”《古兰经》中也把同样的确定性授给所有在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中作战的信徒——有一段先知的圣训这样说：“伊斯兰的修道生活即是宗教战争”；同样地，克伦威尔的铁甲军（Ironsides）在马斯顿荒野（Marston Moor）和纳斯比（Naseby）击溃王室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亚马力人”（Amalekites）时，心中也是充满这样的信念。
伊斯兰教作为沙漠的宗教并不比茨温利的信仰作为高山的宗教更为特殊。麻葛世界赖以成熟的清教运动始自一个麦加人而不是一个一性论者或犹太人，也不过是事出偶然。因为在北部阿拉伯沙漠中存在着加萨尼人和拉克赫米人的基督教国家，而在萨巴的南部地区，基督徒和犹太人正进行着宗教战争，从阿斯旺（Assuan）到萨珊帝国的世界都卷入其中。在马利布王公会议上几乎没有一个异教徒出席，而会后不久，南阿拉伯即归入波斯——亦即玛兹达教徒——的统治之下。麦加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世界中间的一个古阿拉伯异端的孤岛，是长期受到伟大的麻葛宗教观念影响的仅存遗址。渗入《古兰经》中的这一点点异教精神，后来被逊奈（Sunna）的注释及其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智者解释殆尽。伊斯兰教至多只是和路德教处在同一程度的一种新的宗教。实际上，它只是伟大的早期宗教的延续而已。同样地，它的扩张并不是（甚至现在人们还这样认为）从阿拉伯半岛开始的一次“民族迁徙”，而是热忱的信徒的一次突击，就像一阵雪崩似的，随身带走了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玛兹达教徒，并立即把他们当作狂热的穆斯林而安置在前线队伍之中。征服西班牙的正是来自圣奥古斯丁家乡的柏柏尔人，而前进到奥克萨斯河（Oxus）一带的，是来自伊拉克的波斯人。昨天的敌人成为了明天的前线战友。717年第一次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绝大多数“阿拉伯人”，是生来的基督教徒。650年左右，拜占廷文学一夜之间消失了，这一事实更深层的意义迄今仍未受到注意——那正是阿拉伯文学续接了这段故事。麻葛文化的心灵终于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它真正的表现形式，由此而成为真正“阿拉伯式的”，从此以后，这一心灵就摆脱了假晶现象的一切束缚。由伊斯兰教所发起，而由一性论者和犹太人早就准备好的圣像破坏运动向前推进到拜占廷，甚至还越过了拜占廷，在那里，叙利亚人利奥三世（717～741年）将这种伊斯兰式的基督教各派的清教运动——650年左右的保罗派（Paulicians）以及后来的鲍格米勒派（Bogomils）——提升到很高的地位。
穆罕默德身边的重要人物，如阿布·伯克尔（Abu Bekr）和欧麦尔（Omar），是英国革命中皮姆（Pym）和汉普登（Hampden）一类人物的近亲，如果我们对与先知派同时或稍早的阿拉伯清教徒哈尼斐派（Hanifs）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关系还更为亲近一些。所有这些人都曾从天命获得保证，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英国议会和独立派阵营对于伟大的旧约的推崇——在许多英国家庭中，甚至到19世纪还保留着这样的信念，即认为英国人是以色列十个流放部落的后裔，是一个注定要统治世界的圣徒民族——也主导了以1620年避祸出走的英国清教徒为开始的美洲移民。它形成了今日的所谓美国宗教，并培育了甚至在今天仍为英国人所特有的不关心政治的特征，这是一种本质上属于宗教的确信，其根源则在于天命之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