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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克制人的血气，就必须有血气。因此，只有在骑士式的武士时期，我们才能看到具有崇高风格的修道生活，空间对于时间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高象征，就是武士变成苦行僧——而不是变成那些生来就属于修道院的天生的梦想家和羸弱者，也不是变成那些在书斋里建构道德体系的学者。且将伪善放在一旁，今日所谓的道德——如对最亲近的人所本有的关爱、高尚品性的发挥，或怀有借那类手段来获取政治权力之隐衷（arrière…pensée）的情感施用——并非高尚的道德，根据青春时期的标准来看，那甚或是一种低级的道德。再重复一遍：只有关联到死亡的时候，才会有崇高的道德，它的源泉是一种弥漫于整个醒觉意识的、对形而上的因与果的恐惧，是一种想要征服生命的爱，也是一种意识，即意识到个人就处在具有神圣法律和目标的因果体系的冷酷魔法之下，这种法律和目标被尊称为真理，人们必须或者是整个地归附它，或者是彻底地拒绝它。持续的张力、自我警觉、自我考验，总伴随有这种道德的施为，那是一种艺术，在它的面前，作为历史的世界将堕入虚无。但愿人们不是英雄即为圣贤。二者之间，并无智慧，而只有平庸。
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克伦威尔（2）
二
如果有独立于存在之流的真理，那就一定不会有真理的历史。如果只有一个永远正确的宗教，那宗教的历史就必定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奢念。但是，无论个体生命的小宇宙方面如何高度地发展，它都依然像是一张薄膜，覆盖在正在发展的生命之上，为律动的血气所充盈，经常显露着宇宙定向的潜伏驱力。种族支配并构建着所有的理解力。而意识的每个时刻的命运，就是那时间之网投在空间之上的投影。
这不是说“永恒真理”根本不存在。每个人都拥有真理——而且很多——乃至于他能在思想的世界里存在并运用理解的官能，因为在思想世界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中，真理在思维的瞬间乃是不可改变的固定物——其坚实牢固就像套在前提和结论的圈套里的因果联系。他相信，在这种安排中，没有什么是可以变更的。但实际上，这只是生命中的一股涌流，把他的醒觉自我及其世界一起推向（禁止）。它的统一性仍然是完整的，但作为一个单位、一个整体、一个事实，它具有历史。绝对和相对彼此之间就像世代延续的横切面和纵剖面一样，后者忽视空间，前者忽视时间。系统的思想家总停留在片刻的因果秩序之中；只有观察形势发生顺序的观相家能认识到那“所谓”的真实的恒久变化。
每当我们在历史的潮流中跟随永恒真理的进程，注视着它们作为在活着的和死去的各代的世界图象中的要素的运动的时候，“一切无常事，不过譬如一场”，这句话对于永恒真理也是十分适用的。对于每个人而言，在其生命的短暂时光中，有一个宗教是永恒而真实的，这是命运通过他降生的时间和地点早就为他安排好的。由于这一宗教，他才感觉到，并且从这一宗教中形成了他的时代的见解和信念。对于它们的言辞和形式，他矢志不移，尽管他对它们的理解不断在发生变化。在作为自然的世界中，有着永恒的真理；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有着永恒变化的真实。
因此，宗教历史的形态学是一项只有浮士德精神才能系统阐述的工作，而且只有在目前，在那一精神发展的现阶段，才适合做这一工作。问题已经阐明，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完全摆脱我们自己的确信，并对眼前的一切漠然视之，犹如全然陌生一样。可这是多么困难的事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具有这样的力量，不仅要想象自己处于一种幻觉式的、正在摆脱他的世界认识中的真理的状态——甚至对于那把真理看作只是一套概念和方法的人也是幻觉式的——而且实际上要在观相的意义上把他自己的体系渗透到其最后的那些细胞之中。而且纵然如此，要想用单独一种语言——它在结构上和精神上皆负载有它自身文化的整个形而上内容——去获取使用其他语言的人那可以传达的真理观念，这是否可能呢？
起初，在第一个时代的几千年中，原始人民还处于蒙昧状态，面对混沌的环境，还惊恐得目瞪口呆，那种种谜团不断地挤压着他们，因为他们当中还没有人能逻辑地应付这一切。和他们比较起来，动物是幸运的，它们虽然是觉醒着，但却不用去思考。动物只有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才知道恐慌，而早期人类却在整个世界面前颤抖。他身内身外的一切都是黑暗的，无法解决。日常的事情和神灵的事情纠缠在一起，既无头绪，也无规则。日子里充满了惊恐和痛苦的虔敬，可在其中难以见到确信的宗教的哪怕一点暗示——因为从这种世界恐惧的原初形式中，是找不到导向理解的爱的途径的。使人跌倒的每一块石头，他拿在手中的每一件工具，经过他身边的每一只嗡嗡作响的昆虫，还有食物、房屋和气候，这一切都可能是神灵的作用；但是，人只有当他受到惊吓或只有当他运用它们的时候，他才相信那潜藏在它们之中的力量——它们当中有许多甚至真的是这样。但是，一个人只有当他相信某个东西的持续存在时，他才能爱上它。爱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对已获得稳定性的世界秩序具有一定的思考。西方的研究一直在煞费苦心，不仅想把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收集来的个人的观察材料整理就序，而且想依照假定的次序来排列它们，那次序从万物有灵论（或其他开端，只要你愿意）一直“引向”研究者本身所持有的种种信仰。不幸的是，只有一个特殊的宗教能提供这一框架的价值，中国人或希腊人必定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构建它。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次序，能将一般人类演化引向一个目标。原始人的混沌的周遭世界——产生于他对分离的各要素不连贯的理解，但仍然充满印象深刻的意义——通常总要经历生长、自我完善和自行结束的过程，时常还带有充满裂隙和恐怖的深刻的形而上预感。它总是包含着一个体系，至于这是部分地从对光的世界的沉思中概括出来的，还是整个地就存在于那一沉思之中，这无关紧要。这样一幅世界图象是不会有“发展”的；但它也不会是个别事物的固定累计——应当（尽管通常就是这样）从它们当中挑选出这一个和那一个来加以比较，而不管时间、地点和人物。实际上，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宗教的世界，在世界各地，这种宗教都具有（而且，只要它们没有消逝，就始终具有）自身所特有且十分有意义的发生、成长、扩张和消逝的方式，而在结构、形态、变化速度和持久性方面也都具有业已建立起来的特殊性质。高级文化的宗教不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而是另有途径。它们更清晰、更理智地存在于光中，它们懂得理解的爱的意义，它们有关于严格的理智的问题和观念、理论和技术，但是对于日常的光的宗教象征意义，它们知道得不多。原始的宗教信仰渗透于一切事物之中；后来的个体化的宗教则具有其自身的自足的形式世界。
因此，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诸伟大文化的“前”期，它们仍然彻头彻尾地是原始的，然而也越来越明显地预期和指示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正是这些历时达几个世纪的时期，我们应当在它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