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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看作是经久不衰的敌视、战斗、胜利和复仇的传奇。生活的眼界扩大了，而且展现在眼前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生生灭灭的生命。引为赞叹的不是现在的村落和氏族，而是遥远的种族和国家；不是若干年，而是若干世纪。那被实际经历和参与的历史从不能超出由祖及孙的三代——不论是对古代的日耳曼人和今天的黑人来说，还是对伯里克利（Pericles）和华伦斯坦（Wallenstein）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在此，活生生的生命的视界终止了，一种新的视野开始了，其中的图象是以传闻和历史传统为基础，在这一视野中，直接的感应是与一种既与众不同又由于长期的使用而稳定的心灵图象相适应的。如此展现的图象对于不同文化的人们显示出完全不同的广度。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正是由于这第二种图象，真正的历史才开始了，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永恒性之中，反之，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历史恰恰就在那时停止了。对于修昔底德（Thucydides）来说，波斯战争的事件已经没有活生生的意义了，而对于恺撒来说，布匿战争的事件亦是如此。
在这种视野之外，又有其他一些历史的单位图象（unit…pictures）进入了眼帘——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景观、星辰等等的命运的图象——这些图象终于和自然科学的最后图象融合成为了有关世界的创造与终结的神话意象。
儿童和原始人的自然（科学）图象，是从日常的微小技术中发展出来的，因为这种技术一直在迫使他们摆脱对大自然的胆怯的沉思，而转向对他们周边环境中的事实和情境的鉴别。和幼小的动物一样，孩子亦是通过游戏发现自然的最初的真理。检查玩具，分解玩偶，把镜子翻转过来看看背面有什么，在确定了某个东西永久正确时产生的获胜的情感——无论何种自然研究，都未能越过这一范围。原始人把他获得的这种鉴别性的经验运用到他的武器和工具上，运用到他的衣、食、住所需的生活资料上，也就是运用到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上。他也把这种经验运用到动物身上，尤其是当那些动物作为活生生的存在突然不再对他有意义时——他作为追逐者或被追逐者监视和揣测着它们的活动——当它们被机械地而不是被有机地理解为有血有肉的集合体因而对他有着确定的用途时。这恰如他对一个事件的意识，刚刚还是作为一个魔鬼的行为，转瞬之间就作为一种因果连续了。文化当中的成熟的人，每日每时调换位置，其情形与此完全相同。这也是一种“自然”视界，在它之外，则是由我们关于大雨、闪电和风暴，夏季和冬季，月的盈亏和星辰的运行的印象所构成的第二种视野。但是，在这种视野上，那因恐惧和敬畏而颤栗不安的宗教感，强使人们接受一种高级得多的尺度。恰如他在历史图象中宣讲生命的终极事实一样，在这里，他也力图确立自然的终极真理。他把位于知识所能及的界限之外的东西称作上帝，而所有在那个界限之内的东西，他都力图从因果关系上加以理解，理解为上帝的行动、创造和启示。
因此，每一组科学地确定下来的要素，都有一种双重倾向，自原始时代以来，这就是固有的且未曾改变。一种倾向就是竭尽所能地想提出一个技术知识的体系，以服务于实际的、经济的、军事的目的，许多种动物已把这类体系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并从它们开始，通过原始人及其对火和金属的认识，直接导向了我们的浮士德文化的机械技术。另一种倾向只是借助于语言把严格的人类思维从（禁止）的视觉中分离出来才形成的，它努力的目标是一种同等完善的理论知识，这种知识我们在文化的早期阶段称之为宗教的知识，而在文化的晚期阶段则称之为科学的知识。火对战士来说是一种武器，对工匠来说是他的设备的一部分，对教士来说是来自上帝的一种神迹，而对科学家来说则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所有这些方面，它都同样地是“自然的”、科学的醒觉意识所固有的。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我们找不到这样的火，而只能见到迦太基（Carthage）的大火和堆积在约翰·胡司（John Hus）与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周围的薪柴的烈焰。
二
我再重复一遍，每个存在物只是就其与自身的关系来活生生地体验每个其他存在物及其命运的。农夫对落足在他的田野的鸽群的注视，决不同于大街上的自然爱好者和空中的老鹰对它的注视。农民在他的儿子身上看到了未来和继承，但邻居看他仍是一个农民，军官看他只是一个士兵，游客看他只是一个本地人。拿破仑作为皇帝和作为中尉时，看待人和物是大不相同的。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使革命家成为一个大臣，使士兵成为一个将军，这时，历史和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对他来说立刻会变成不同于原来的某种东西。塔里兰（Talleyrand）看透了他的时代的人物，因为他与他们同属一个时代，但是，设若突然把他扔进克拉苏（Crassus）、恺撒、喀提林（Catiline）、西塞罗（Cicero）这一群人中，他对他们的措施和见解的理解必定或者是没有价值的，或者是错误的。并不存在所谓的历史本身（history…in…itself）。一个家族的历史在各个家族成员眼里是完全不同的，每一政党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各有不同的理解。每一民族对当代的历史也各有不同的理解。德国人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必不同于英国人，工人对经济史的看法必不同于雇主，西方史学家眼中的世界史必与阿拉伯和中国伟大的史家的世界史全然不同。一个时代的历史，只有当它在时间上相隔甚远，而史家也根本与它无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客观的描述；我们发现，我们的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甚至在评判或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亚克兴战役时，都不能不一定程度地受到当前利害关系的影响。
评价者必定是通过自己的有色眼镜去看，这与人们能够进行深刻的认识并非水火不容，相反还是必需的。这种认识，我们发现，实际上正是在那些概括中所缺乏的成分，那些概括歪曲或全然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历史中的构成事物的独特性——这种概括最坏的例子就是“唯物”史观，对于这种历史观，当我们描述它时，唯一所能够说的，就是，它代表着观相术的贫乏。但是，尽管如此，也由于这样，对每个人来说，因为他属于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故而必有一种历史图象类型，是在与他自己的关系中出现的，同样地，也会有该时代、该阶级或该文化所特有的图象类型，作为时代、阶级或文化的概括。对于作为一种主要的存在物的每种文化所可能有的最高度的概括，便是它自身的作为历史之世界的原初意象，并且对它来说也是象征的意象；个体的所有自我调节——或者说和个体一样生动有效的集体的所有自我调节——都关涉着那种意象。每当我们称另一个人的观念是深刻的或肤浅的、独创的或无价值的、错误的或陈腐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不知不觉地参照某一图象来对它们加以判断，这幅图象在此刻涌现出来，以保证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人物持续的功用的价值。
因此，显然，浮士德文化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的历史图象，此外，还有自他幼年以来的无数其他图象，它们随着每天每年的经验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动和改变。再者，不同人们、不同时代和阶级的典型历史意象，鄂图大帝（Otto the Great）的世界和格列高里七世（Gregory Ⅶ）的世界，一位威尼斯总督的世界和一位贫穷的朝圣者的世界，该是多么的不同！洛仑佐·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华伦斯坦、克伦威尔（Cromwell）、马拉（Marat）、俾斯麦（Bismarck），一个哥特时代的农奴、一个巴罗克时代的学者、三十年战争的军官、七年战争的军官、解放战争的军官，等等，他们各自生存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或者，只就我们自己的时代而论，一个其现实生活只限于他自己的乡村和他的乡民的佛里斯兰的农民，一个汉堡的大商人和一位物理学教授，他们各自生存的世界也是多么的不同！然而，对所有这些人，不论各自的年龄、地位和时代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可以把这些人物、他们的原初意象同其他一切文化的人物和原初意象区分开来。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区别可以把古典的、印度的历史图象同中国的、阿拉伯的，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历史图象区分开来——这就是前二者的狭隘视界。不论希腊人是否（而实际上一定）了解古代埃及的历史，他们从不允许它渗入他们特有的历史图象，这种历史图象对于大多数希腊人来说只局限于由最年长的、依然活着的历史参与者所能叙述的事件的范围，即便是对有较好记忆力的人来说，这范围也仅止于特洛伊战争，在这条界线之外，他们就根本不承认历史生活的存在。
相反，阿拉伯文化很早就敢于作出惊人之举——我们在犹太人和居鲁士（Cyrus）时代以来的波斯人的历史思想里面同样可以见到这种现象——即借助一种真正的编年学把创世的神话和现在联系起来；波斯人在这种举动中其实还把未来也包括进来了，而且把最后审判和弥赛亚的降临预先填上了日期。对人类历史的这种确切的和极其狭隘的界定——按照波斯人的推算，自开始到最后，经过了一万二千年，按照犹太人的计算，则至今还不到六千年——乃是麻葛式的世界感的一种必然表现，并在根本上把犹太人－波斯人的创世传说同巴比伦文化的创世传说区分开来了，尽管这些传说的许多外部特征都是从巴比伦文化得来的。
再者，那使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历史思想具有其特殊的、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