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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名称而来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如果说一般的言语是恐惧的产物，是醒觉意识面对事实时涌现出来的深不可测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恐惧迫使所有的动物在渴望证明彼此的现实性和亲近性时不得不群聚在一起——那么，第一个字词，亦即名称的出现就是一次巨大的跃进。名称的滋养既来自意识的意义，也来自恐惧的源泉。世界不仅是存在着的，人们在其中还能感觉到一种奥秘。在表现语言和交往语言的更一般的对象之上和之外，人给那谜一样的东西以名称。野兽不知道谜的存在。对于这种最初的命名，人不能想得太过庄严和神圣。说出名称常常不是什么好事，应该让名称处于秘密状态，因为在它里面潜伏着一种危险的力量。由于名称的出现，人类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即从动物的日常自然状态前进到了人的形而上的状态。在人类心灵的历史中，这是最伟大的转折点。我们的认识论习惯于把言语和思想放在一起，如果我们只考虑那些今天还能接触到的语言，那这就是对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比这更深入一步，我认为，随着名称的出现，本来意义上的宗教，确定的宗教，也从无形式的、类似于宗教的敬畏感当中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意味着宗教的思想。它是那摆脱了感觉的创造性的理解所具有的新概念。就像我们用一个十分重要的习语说，我们在“反思”、“沉思”某个东西。由于对被命名物的理解，一种高于一切感性生存的高级世界就开始形成了——这所谓的“高级”，既是依据明显的象征主义，也参照了头的地位，亦即人们（常常努力清楚地）推测的，头是思想之家。这种高级世界赋予了原始的恐惧感一个对象和一种解放之光。后来时代的一切哲学的、学术的、科学的思想一直是且仍然是以这种宗教的最初思想作为自己的最深厚的基础。
我们必须把这些最初的名称看作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声音语言和姿势语言的符号储存中十分不同的和个别的因素，对于那符号储存的丰富性，我们再也无法想象，因为其他的这类手段已成为文字语言的隶属，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它们与文字语言的联系。然而，当名称开始使交往技术变形和精神化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靠得住的——即眼睛的优势压倒了其他感官。人的觉醒和认识必须是在有光亮的空间中，他的深度经验是向光源和光阻的一种放射，他设想他的自我处在光的中心。“可见”或“不可见”交替地支配着产生最初的名称的理解状态。最初的神力（numina）有可能是在光的世界中以其效果而被人感觉到、听到和观察到而非看到的东西吗？毫无疑问，那众多的名称，和别的标志着世界事变过程中的某个转折点的东西一样，必定发展得既迅速又有力。在整个光的世界中，一切都具有空间的位置和在空间中持续的性质，这光的世界——在那原因和结果、事物和性质、对象和主体的紧张关系中！——很快就获得了无数的名称，并就这样铭刻在记忆中，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记忆”就是通过名称去理解被命名物的一种储存能力。在被理解的视觉对象的领域之上，加上了一个更理智的命名物的领域，它和前者都具有按极性安排并被因果原则所支配的纯粹广延物的逻辑性质。一切词型，如格、代词和介词（它们当然产生得较晚），都具有关于被命名的单位的因果的或局部的意义；形容词和动词也常常成双成对地产生出来；通常＇如在卫斯特曼（Westermann）所研究的非洲西部的埃维语（E’we）中＇，同一个词由于发音的高低而表示诸如大与小、远与近、被动与主动等特性。后来，这些姿势语言的残余完全变成了词的形式，例如，我们在希腊文的μακροs（大）与μικροs（小）及埃及文中表示痛苦的u音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开始于这些成双成对的正反词的对立思考的形式，构成了一切无机逻辑的基础，并把关于真理的每一种科学发现都变成了概念矛盾的运动，其中最普遍的例子就是旧观点和新观点的概念被对比成“谬误”与“真理”。
第二个伟大的转折点是文法的运用。现在，除了名称以外还有了句子，除了词的称名以外还有了词的关系，随之而来的，反思——它是一种运用词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它来自于用词的标记来标明其存在的事物的知觉——成了人的醒觉意识的决定性特征。交往语言在真正的“名称”出现之前是否就已经包括了有效的“句子”，这是一个很难以回答的问题。句子，按这个词目前被接受的意义来理解，其实是在这些语言的内部、根据它自己的条件、按照自己的阶段发展起来的，但是，其前提就是得有名称先行存在。句子作为一种概念关系，只有随着与其诞生一同出现的理智的变化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假定，在高度发展的无词的语言中，特征或特性一个接着一个在持续的实际运用过程中转变成了词的形式，并由此以一种日益牢固的结构而奠定了其位置，这就是我们今日的语言的原始形式。因此，所有文字语言的内部结构都是建立在古老得多的结构的基础上的，为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不必依赖词的储备和它的命运。
事实上，情形正好相反。因为，随着句法的出现，原始的个别名称变成了词的体系，这些词的特征是给定的，但不是通过其固有的意义，而是通过其文法的意义。名称是作为某种新奇的和整个地自足的东西而出现的。但是，词类则是作为句子的要素而出现的，从此以后，醒觉意识的内容就有如滔滔江水涌入词的这个世界，它们要求在词的世界中得到标明和表现，直到最后，甚至于“所有的一切”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态变成了一种词，能为思维过程所采用。
从此以后，句子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用句子而不是用词语来说话了。时常有人试图给这两者下个定义，但从来没有成功。根据F。N。芬克（Finck）的说法，词的形成是心理的一种分析活动，而句子的形成是心理的一种综合活动，前者先于后者。可以证明，作为印象而被接受的同样的现实性会获得不同的理解，因此，词也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界定。但是，根据通常的定义，一个句子是一种思想的词语表现，是说话者心灵中的几种观念的联系的一种象征（保罗就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要从句子的内容来确定它的性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仅仅是，我们把那些相对而言最大的机械单位叫做是被使用的“句子”，而把那些相对而言最小的单位叫做是“词”。文法规则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是有效的。但是，一当我们从理论过渡到实践，就看到，通常所使用的语言不再具有这样的机械结构；它服从的不是规则，而是节奏。因此，在把要传达的东西按一定排列置于句子中时，就先验地包含了一种种族特征。同样的句子，对于塔西佗和对于拿破仑而言，对于西塞罗和对于尼采而言，是迥然不同的。英国人遣词造句的方式，与德国人判然有别。在原始的、古典的、中国的和西方的言语共同体中，决定句子单位类型的，并由此决定词与句子的机械关系的，不是观念和思想，而是思考的过程，是生命的类型，是血气。文法与句法之间的边界，应当划定在言语的机械方面终止和说话的有机方面开始的地方——后者指的是一个人用以表达他自己的方式、用法、习惯、观相。另一个边界，则在于词的机械结构变为声音构成及表现的有机要素的地方。英国的移民，即便是小孩，常常也能从英文“th”的发音方式而被辨认出来——这种发音方式乃是土地的一种种族特征。只有在这些范围内的东西，才可以正当地称之为“语言”，它具有体系，是一种技术工具，能够被发明、被改善、被改变和被废弃；相反地，发音和声音表现则是附着在种族之上的。我们识别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不需要看到他，而只要听他的发音；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以此来识别一个异族的成员，即便他能说一口纯正的德语。巨大的声音变异，如加洛林时代的古高地德语和哥特晚期的中古高地德语，是有地域界限的，而且它们只影响语言的言说，而不影响句子与词的内在形式。
我刚刚已经说过，单词是句子中相对来说最小的机械单位。可能再也没有东西能像各个人种获得此等单位的方式那样最可代表其思维的特征。例如，对于班图（Bantu）黑人来说，他所看见的某个东西，首先是属于一大堆的理解范畴。相应地，那用来表示这个东西的单词，总包含着一个核心或词根，包含着一大堆单音节的字音。当他说到田野中的一个妇女的时候，他大体会用这样的词：“活的－一个－大的－老的－女的－外面的－人”；这里共有七个音节，但它表示一种单一的、头脑清醒的、而在我们看来却是十分陌生的理解行为。在有一些语言中，词所涵盖的范围，几乎和句子不相上下。
以文法的结构逐渐地取代身体或声调的姿态，这在句子的形成过程中实在是一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此一过程从未完成。世上并没有纯粹的文字语言。用单词来说话的活动，当它变得越来越精细时，便会通过字的发音，唤起了我们的意义感觉，转而又通过词组的发音，进一步唤起我们的关系感觉。故而，我们在语言方面的学习，使我们在这种简捷象征的形式中，不但能了解光的事物和光的关系，而且能了解思想的事物和思想的关系。语词原先只是用于命名，使用也不确定，故而，听者要想理解，就必须去感受说话人的意思。言语就是这样，也只有言语是这样，故而，容貌和声调在现代言语的理解中所起的作用，远较一般公认的要大。对于许多的动物来说，甚至可以设想实词符号的存在，但动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