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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了。当狗已用尽其他一切伎俩还不能了解主人的各种言语之时，它突然笔直地站立起来，它的眼睛直楞楞地盯着人的眼睛。这时，便发生了一件深奥神秘的事情——即我（Ego）与你（Tu）的直接接触。目光摆脱了醒觉意识的限制。存在不经由符号而了解了自己。在此，狗变成了人的“评判员”，以眼睛直视对方，不借用言语而掌握了那说话者的旨意。
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可我们习惯上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婴儿早在学会第一个字之前就已能说话了。成人在同它谈话时，甚至用不着考虑他或她所用的词的日常意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声音形式构成了一种辅佐性的语言，这种语言与文字语言完全不同。它也有自己的词组和方言；它也可以习得、可以掌握，同时也可能被误解，它对于我们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于如果我们想要以文字的语言来独自完成一切，而全不借助于音调语言和姿势语言，那文字语言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甚至我们的文字，本是诉诸眼睛的字句语言，若是没有以标点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姿势语言之助，也几乎无法为人所理解。
语言科学的一个基本错误就在于，它把一般的语言和人类的文字语言混淆起来了——不仅在理论上是这样，而且在它所从事的一切实际的研究中也常常是这样。结果，它对动物和人所共享的各种各样的言语方式中的大部分简直无知到了极点。言语的领域，作为整体来看，要比研究者所认为的广阔得多，而文字性的言语，由于不能单独存在（甚至在现在，这种情况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实际上在言语领域所占有的位置要比研究者所认为的小得多。至于“人类言语的起源”，这个短语本身就是对问题的一个错误提法。文字性的言语——按其含义来说——从没有这里所假定的意义上的起源。它不是原始的，它也不是单一的。它所获得的极端重要性——自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以来——不应使我们对它在自由运动的实体的历史中的地位产生任何错觉。对言语的研究当然不应该从人开始。
但是，对于动物语言来说，开端的观念也是错误的。言说与动物的活生生的存在（与植物的单纯存在正好相反）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甚至一个不具有任何感官的单细胞动物也不能认为是无言语的。成为大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跟具有同别人交往的能力是一回事。在动物的历史中谈论言语的开端，是全无意义的。因为小宇宙的生存是复数的，这一点是不辨自明的。考虑其他的可能性无异于浪费时间。就算有关原生代（original generation）和始祖的达尔文式的奇思异想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后卫式的落伍观念，因而应任其存在，可事实仍旧是，蜂群也是觉醒的，也是有意识的，也能内在地和活生生地感觉到一种“我们”，并且由于醒觉意识的联结而相互走近。
醒觉存在是在广延物中的活动；而且，它还是有意志的活动。这就是小宇宙的运动与植物和处在植物状态——例如睡眠——的动物及人的机械运动之间的差别。我们可以看一下动物的摄取营养、生殖、防卫、进攻的活动——它的一个方面通常就在于借助感官来和大宇宙发生接触，不论这种感官是单细胞动物的未分化的感受性还是某种高度发达的所谓视觉。在此，有一种确定的接受印象的意志；我们把这称作是定位功能（orientation）。但是，除此以外，从一开始还存在一种要在别人身上产生印象的意志——我们把这称作是表现（expression）——由此，我们立即就具有了一种说话能力，亦即动物性的醒觉意识的活动。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根本上新的东西添加进来了。高级文明的世界语言不过是某些潜能过分精致的展示，这些潜能在单细胞动物有意地相互产生印象这一事实中就已经囊括无遗了。
但是，这种事实的基础在于原始的恐惧感。醒觉意识在宇宙的事物中形成了一个裂隙，它在单个事物之间投射出了一个空间，以离间它们。觉得自己形单影只，此乃是人们在日常的觉醒状态的第一印象，由此也就有了一种原始的冲动，想在这个疏离的世界中结伙合群，想使自己在感觉上确信是和他人相接近的，想同别人取得一种有意识的联系。“你”是从惧怕孤独的恐惧中派生出来的。“你”的发现，乃是从疏离的世界中有机地和精神性地分解出来的另一个自我的感觉，这一发现无疑是动物早期历史中的伟大时刻。动物就是因此而成其为动物的。我们只要在显微镜下长时间地仔细观察一滴水珠的微小世界，就可以相信“你”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我”的发现在这里正以其最简单的、想象得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些微小生物不仅知道他者的存在，而且还知道诸多他者的存在；它们不仅具有醒觉意识，而且还具有醒觉意识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仅有表现，而且还有表现性的言语的各个要素。
在此，最好是回忆一下两大言语类别之间的差异。表现性的言语把他者看作是见证，目的存在对他产生影响，而交往性的言语则把他者当作是一个对话者，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回答。所谓理解，就意味着按自己所感觉的意义去接受印象，人类的表现性言语的最高级形式即艺术的影响就仰赖于此。要想得到了解，要想进行对话，就得他人所体会到的意义与自己所说的意义是一样的。在见证面前，一个表现性言语的基本单位可称之为是动机（Motive）。对动机的控制是所有表现技术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了理解的目的而产生的印象可称之为是符号（Sign），它是一切交往技术——因此包括最高层次上的人类言语——的基本单位。
对于人类醒觉意识中的这两种言语世界的广泛性，我们今天还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观念。表现性的言语最早是和禁忌的全部宗教严肃性一同出现的，它不仅包括重要的和严格的装饰——在一开始，这种装饰与艺术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它使每一件僵死的、惰性的事物变成了表现的工具——而且也包括庄严的仪式——这些仪式的清规戒律遍布于整个公共生活，甚至遍布于家庭生活——同时还包括服装的语言，这种语言就体现在衣服、文身及个人修饰中，它们全都有一统一的意义。19世纪的研究者徒劳地企图把穿衣服的起源追溯到羞耻感或各种实用的动机。事实上，它只有作为一种表现性言语的手段，才是可以理解的，而它也是因此才能在所有高级文明——包括今天我们自己的文明——中发展到一种辉煌的程度。我们只需要想一想“服装样式”在我们的整个公共生活和活动中所起的支配作用，例如，为重要场合准备的正规礼服，为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功能而准备的精细变化的穿著，如婚礼服和丧礼服；又如军队的制服、僧侣的法袍、徽章和纪念章、法冠和出家人的光头、假发和辫子、脂粉、戒指、发式；再如人们所有意味深长的虚饰物和掩饰物、满清官吏和议员的服装、女奴和尼姑的服装；最后还有尼禄、萨拉丁（Saladin）和蒙特祖马（Montezuma）的宫廷服装——至于农民服装、花语、色彩和宝石的语言的细节，就不用多说了。至于宗教的语言，提它是多余的，因为所有这些就是宗教。
在交往语言中，每种想象得到的感官印象都多少要参与其中，从这种语言中逐渐地演化出了（就高级文化的民族而论）三种引人注目的符号——图画、声音和姿势，它们在西方文明的文字言语中凝结为一种字母、词和标点符号的单位。
在这一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最后发生了说话从言语中分离出来的情况。在语言历史的全部过程中，没有一种过程比这个变化具有更广泛的影响。最初，所有的动机和符号毋庸置疑都是当时的产物，只对能动的醒觉意识单独的个体行动有意义。它们的实际意义和它们的被感觉到和被愿望的意义是同一的。但是，当符号的确定的储备尽其所能为运用符号的活生生的行动服务的时候，情况便不是这个样子了，因为这时，不仅活动从它的手段中分化出来了，而且手段也从它们的意义中分化出来了。二者的统一不仅不再是一件当然的事，甚至也不再是可能的事。意义的感觉是一种活的感觉，而且像属于时间和命运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它也只出现一次，而不重复出现。没有一种符号，不论我们多么的了解它，也不论我们多么习惯于使用它，能以完全相同的含义重复出现；因此，在最初，根本就没有一个符号曾以相同的形式重复出现过。僵硬的符号领域无条件地是纯粹广延的一种既成物；它不是一种有机体，而是一个体系，具有自己的因果逻辑，并把空间和时间、理智和感情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带进两种存在的醒觉联系中。
如果一个人想要归属于与之有联系的醒觉意识的共同体，那么，符号和动机的这种固定储备，以及它们表面的固定意义，就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因言语从说话中分离出来而产生的必然伴随物就是学习（school）的概念。在高等动物中，这个概念已获得充分的发展；在每一自足的宗教中，在每一种艺术和每一个社会中，学习都被假定为是信徒、艺术家、“有教养的”人的背景。由此言之，每个共同体都有自己严格界定的界线；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就必须知道它的语言——亦即它的信条、它的伦理和它的规则。在对位学中也和在天主教会中一样，喜乐不是凭单纯的感情和善意便可获得的。文化意味着每一部门中的形式语言的深度和严格性达到了迄今为止未被想象过的强度；对于每一个归属于它的个体来说，文化——作为他个人的文化，不论是宗教的和伦理的，还是社会的和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