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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重要的是，城市的“风貌”的表现总有一段历史。这种面貌的表现游戏其实差不多就是文化自身的精神历史。最初，我们拥有的是哥特式的或其他早期文化的小型原型城市（proto…cities），它们几乎淹没在景观之中，它们一直是一些真正的农舍，拥挤在一座城堡或神殿的脚下，而且没有任何内在的变化就变成了城镇的房屋，仅仅在某个意义上，它们的四周是邻居的房屋，而不再是田野和牧场。早期文化的各个民族逐渐变成了市民，因此，不仅出现了特定的中国式的、印度式的、阿波罗式的、浮士德式的城镇形式，而且还出现了亚美尼亚式的和叙利亚式的、爱奥尼亚式的和埃特鲁斯坎式的、德国式的、法国式的和英国式的城镇观相（town…physiognomies）。于是，就有了一种菲狄亚斯（Phidias）的城市、一种伦勃朗（Rembrandt）的城市、一种路德（Luther）的城市。这些名称，以及格兰那达、威尼斯、纽伦堡等名称，本身就能立即唤起一些十分确定的意象，因为文化在宗教、艺术和知识中所产生的一切，就是在这些城市中产生的。那引发十字军远征的，仍是骑士的城堡和乡村的修道院的精神，而宗教改革则是城市的，是属于狭窄的街道和具有陡削山墙的房屋的。叙述和歌唱血统的伟大史诗属于行宫和城堡，但觉醒了的生命借以省察自身的戏剧却是城市的诗歌，至于伟大的小说，则是以世界城市为前提，它通过解放了的才智来环视人类的所有事务。除了真正的民歌，唯一的抒情诗就是城市的抒情诗。除了“永恒的”农民艺术，唯一存在的就是城市的绘画和建筑，可它们只有一种迅速的和转瞬即逝的历史。
这些石头砌成的风貌已经在它们的光的世界中与市民本身的人性结成了一体，并且像市民一样，它们整个地就是眼光和才智——它们所说的形式语言多么的不同凡响，多么不同于景观中乡村的呢喃！我们且看一下大城市的掠影：它的屋顶和烟囱，地平线上的塔楼和圆屋顶！只要看一下纽伦堡或佛罗伦萨、大马士革或莫斯科、北平或班奈瑞斯（Benares），我们会看到一种何样的语言！我们若不知道古典的城市在南方的正午下、在清晨的云朵中、在星光璀璨的夜间所呈现的壮观景象，我们对这些城市，能所知几何？街道的通衢，有直有曲，有宽有窄；街中的房屋，有高有低，有亮有暗；在所有的西方城市中，房屋都正面朝街，而在所有的东方城市中，则是房屋的背部、围墙和栏杆面对着街道；还有广场和拐角、死巷和林荫道、喷泉与纪念碑、教堂或寺庙或清真寺、圆形剧场与火车站、百货商店与市政厅，这一切的景物，透示出何等的精神！还有市郊，既有整洁的花园别墅，也有杂乱的公寓、垃圾堆和分配站；既有时髦的社区，也有贫民窟；既有古典罗马的苏布拉郊区（Subura），也有今日巴黎的圣日耳曼郊区（Faubourg Saint…Germain），既有古代的巴亚（Baiae），也有近代的尼斯（Nice），既有布鲁日（Bruges）和罗森堡（Rothenburg）这样的小城风光，也有像巴比伦、提诺契特兰、罗马和伦敦那样的房屋的海洋！所有这一切，都有其历史，都是历史。只要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城镇的面貌就会随之改观。拿破仑曾使波旁王朝的巴黎、俾斯麦曾使本不重要的柏林，具有了全新的风采。但是，乡村不受影响地站在一旁，怀着猜疑与激动。
在最早的时候，景观的形象（landscape…figure）独自统治着人类的眼睛。它赋予人的心灵以形式，与其和谐共振。人的情感与丛林的呼啸，合拍而动；草原与沼泽，适应着景观的形态、历程甚至外表。村落，及其寂静的丘顶、黄昏的炊烟、水井、篱笆、牲畜，完全溶合并嵌入于景观之中。乡村的小镇，证实了乡村的存在，是乡村图象的一种强化。是晚期的城市首先挑战了土地，以其轮廓的线条与自然相冲突，否定着全部的自然。它想要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且高于自然的东西。那些高耸的山墙，那些巴罗克式的圆屋顶、尖阁和尖塔，与自然毫不相干，也根本不想与自然发生关系。接着，出现的是巨大的国际都会，即作为世界的城市，它不能容忍其他的任何东西存在于自己的近旁，故而着手灭绝了乡村的图象。曾经有一段时间，城镇还谦逊地使自己适应乡村的图象，而现在，它却坚持要对方来适应它，变得和它自己一样。于是，在郊野，大道、树木、牧场，都变成了公园，山岭变成了旅游者观光的景区；而在城内，则出现了一种仿造的自然，用喷泉取代了泉水，用花坛、人造水池和修剪整齐的篱垣取代了草地、池泽和丛林。在村落中，茅草盖成的屋顶仍然像小丘一样的形状，而街道就像田间的陇畔，自然天成；但是在大城市中，高大的、石砌的房屋之间所呈现的图象，犹如又深又长的峡谷，房屋里充弥着彩色的尘埃和奇异的喧嚣，人们居住在这种屋子里，其情形是任何自然存在所无法想象的。人们的服装，甚至面孔，都必须适应这种石头的背景。白天，街道的交通充斥着奇异的色彩和音响，夜晚，新造的灯光胜过月亮的光亮。乡下的农夫，无助地站在人行道上，什么也不了解，也不为任何人所了解，只是被当作滑稽剧中的一个常用的典型，以及这个世界的日用面包的供应者而已。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城市由于是逐渐从乡村中脱离出来的并最终使乡村破产了，因而是高级历史的进程和意义一般地遵循的决定性的形式，那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古典世界，在那里，欧几里得式的生存感觉总是把城市观念和它的缩小广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由此而变本加厉地把国家同个别城邦的石头实体等同起来。但是，与此例大异其趣的是，我们又在每一种文化中很快地发现了都邑城市（capital city）的类型。正如其名称直截了当地指明的，这种城市的精神，以其方法、目的、决策和经济支配着乡村。乡村及其居民对于这一支配精神来说，只是工具和对象。乡村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甚至都没有人过问它。在所有晚期文化的所有国家中，重要的党派、革命运动、恺撒主义、民主政治、议会，都是一种形式，都邑精神通过这种形式告诉乡村它应当希望什么，告诉它，如果发出号召，它应当为什么而献出生命。古典的广场、西方的报刊，本质上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所拥有的智力引擎。任何乡村居民，如果他真正地懂得这些时期的政治的意义，并觉得自己正处在这些时期的水准上，他就会迁移到城市，即便身体不能，但精神一定会迁移。农民的乡村的情感和公共舆论——如果说存在这样的东西的话——是受城市的刊物和言论所指引和领导的。这些都邑城市，在埃及，是底比斯（Thebes）；在古典世界，是罗马；在伊斯兰，就是巴格达；在法国，就是巴黎。每种文化的青春阶段的历史，是在许多不同地区的许多小中心上演的。埃及的各个行省（nomes），荷马时代的希腊各民族，哥特时期的各个州郡和自由城市，都是古代历史的创造者。但是，逐渐地，政策向着少数的几个都城倾斜，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政治生存的影子。甚至在古典世界中，城邦的原子化倾向也无法抵挡这一主流的运动。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期，真正掌控政策的也只有雅典和斯巴达，爱琴海的其余城市都不过是其中某一个霸权的组成部分而已；至于它们自己的政策，已不再有什么价值了。最后，只有罗马城的广场才是古典历史的舞台。恺撒尽管可以在高卢作战，他的刽子手尽管可以出征到马其顿，安东尼尽管可以打到埃及，但是，不管在这些战场上发生了什么，那些事件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它们和罗马发生了关系。
四
一切有效的历史都是从原始的阶级，即贵族阶级和僧侣阶级开始的，这两个阶级是自行形成的，并把自己升格到农民阶级之上。大贵族和小贵族的对立，国王和属臣的对立，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的对立，乃是一切原始政治的基本形式。荷马时代、中国、哥特时期的政治都是这样，一直到随着城市、市民、第三等级的出现，历史才改变了它的样式。但是，历史的整个意义却只是存在于这些阶级及其阶级意识中。农民是没有历史的。乡村处在世界历史之外，从“特洛伊”战争到密司里德提克（Mithridatic）战争，从萨克森皇帝的战争到1914年的世界大战，这全部的演变都是通过景观上的这些小点进行的，有时把它们毁灭了，耗费了它们的精气，但对于它们的内在性从来不曾有一丁点的触动。
农民是永恒的人，独立于安身在城市中的每一种文化。他先于文化而出现，但比文化生存得长久；他是一种缄默的动物，一代又一代自行繁殖下去；他把自己局限在束缚于土地的天职（callings）和才能上，他是一种神秘的心灵；他具有一种枯燥然而敏捷的理解力，这种理解力只关心实际的事务；他是那在城市中创造世界历史的血气的源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