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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单位且就在视觉所及的范围内（within the radius of visibility）流转的经济之流。与此相反的另一极便是西方的商号概念，商号被视作是一种完全非人格化的、非实体的力量中心，经济活动就从这一中心在各个方向流出涌向遥远的天际，商号的主人就像一个小宇宙一样，凭借其以金钱来思考的能力去占有和指挥——也就是控制——而不是代表这个中心。商号和商号主人的二重性是古典的心灵所完全不可想象的。
因此，如同西方文化代表着组织的最大化一样，古典文化则表示着组织的最小化。因为古典人甚至连组织的观念也是完全缺乏的。他的财政是已变成了规则和习惯的一种临时手段。雅典和罗马的富裕市民会为装备军舰所累。罗马营造官的政治权力（和他的债务）有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不仅操办了比赛、修建了街道和建筑物，而且为此掏了腰包——当然，他可以以后通过掠夺他的行省补偿回来。收入的来源，只有在开始需要收入的时候才会被想到，然后再根据当时的需要去搜刮——甚至以整个地破坏那些来源为代价——而根本不会考虑到将来。掠夺属于自身的神庙里的财宝，海盗式地抢劫自己的城市，没收自己同胞的财富，成了司空见惯的财政手段。如果有剩余，就分给市民——在雅典，除尤布路斯以外，还有许多人因为这种做法而深得人心。预算和其他任何财政政策一样无人知晓。罗马各行省的“经济管理”是元老院和财务官公开地和秘密地进行抢劫的一种制度，他们丝毫也不考虑支出的价值能否得到补偿。古典人从来不考虑系统地加强他的经济生活，而总是只注意到眼前的成果，实实在在的现金量。帝国的罗马如果不是运气好，能够在古老的埃及拥有一种千余年来只考虑其经济组织的文明，那它早就走向灭亡了。罗马人既不理解也无力应付这种类型的生活，但是，意外的是，埃及给这个费拉世界的政治占领者提供了一份取之不竭的黄金资源，这使得罗马人没有必要把本国的叛逆法令强加于它变成一个固定的习惯；这些屠杀形式的财政运作最后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3年，不久，埃及就被合并了。那时，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在小亚细亚搜刮了大量黄金，拥有这些黄金就意味着拥有一支军队，意味着对世界的统治，因此有必要对意大利两千名左右最富的居民处以极刑，把他们的头颅装在袋子里带到罗马广场来换取赏金。甚至连亲属、儿童、老年人，或从不关心政治的人都无一幸免。这样，他们就可以占有一大笔现金，否则的话，收益太少了。
但是，随着古典的世界感在早期帝国时代的消亡，这种以金钱进行思考的方式也就消失了。硬币再次成为商品——因为人们又过着农民的生活——而且，这也可以解释哈德良统治以后黄金何以会大量流向更远的东方，这一点迄今还是无法解释的。如同以黄金之流的形式出现的经济生活在一种年轻文化的高涨中已经归于消亡一样，奴隶也不再是金钱，而与黄金的退潮并行的是奴隶的大量解放，这是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起许多帝国法律徒劳地想要制止的——直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在他的著名的最高价格敕令（maximum tariff）中，货币经济不再是立足点，古典的奴隶类型也不复存在了。
机器（1）
一
技术同自由活动的生命本身一样的古老。只有植物——就我们所能看透的自然来说——是技术程序的纯粹舞台。动物，由于它是活动的，有一种运动的技术，因而它可以滋养和保护自身。
一个醒觉的小宇宙与其大宇宙——“自然”——之间的原始关系，就在于经由诸感官而来的一种触觉，这触觉可以从单纯的感官印象上升到感官判断，因而它已能以批判的方式（亦即甄别的方式）发挥作用，或换一个具有同样意义的说法，能以因果分析的方式发挥作用。然后，那已确定的一系列东西被扩大成为一个由最原始的经验——识别记号——所组成的、极其完整的体系，因为有了这一自发的方法，人们才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到得心应手；在许多动物的情形中，这种方法使它们具有了异常丰富的经验，还没有一种人的科学能够超越这类经验。但是，原始的醒觉存在永远是一种能动的存在，与各色各样的纯粹理论全然无关，因而，这种经验是在日常生活的微小技术中，在其自身无有生命的东西身上无意中获得的。这就是祀拜与神话之间的区别，因为在这个层次上，宗教与尘俗之间并没有分界线——所有的醒觉意识皆是宗教。
当对自然的确定（determination）（为了接受它的指导）变成一种固定（fixation）——即对自然的一种有目的的改变——的时候，高级生命的历史就发生了一种决定性的转变。由此，技术或多或少取得了至上权，而那本能的原始经验则变成了一种确定的“有意识的”原始认识。思想已经从感觉中解放出来。引起这一划时代的变化的正是文字语言。语言从说话中解放出来，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交往语言的符号，这些符号比识别记号多得多——它们是与一种意义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名称，人们通过这些名称便可掌握神力（神、自然力）的秘密；它们还是数（公式、简单的定律），现实的内在形式通过这些数而得以从偶然的感觉中抽象出来。
就这样，识别记号体系借助于抽象发展成为一种理论，一种摆脱了当时——不论这是一个高度文明化的技术的时代，还是一个至为纯朴的开端时代——的技术的图象，成为不必付诸行动的醒觉意识的一部分。人们“知道”他需要什么，但他要经历许多的事变才能获得那种知识，因此我们决不能误解了那一知识的性质。借助于数的经验，人们能够操控秘密，但他还没有发现秘密。近代魔术家的形象——一个带有许多杠杆和标记的操控盘，操作者手指一按，就可以使它运转起来，而根本不需对它们的本质有一丝的了解——只是一般人类技术的一个象征。环绕着我们的光的世界的图象——就我们已经批判性地、分析性地将其发展为理论和图象而言——不过是这样的一个操控盘，在它的上面，各个事物被附上特定的标记，故而，只要（可以说）一按适当的按纽，特定的效果就肯定会随之出现。因此之故，秘密本身依然在肆虐横行。但是，通过这种技术，醒觉意识还是照样不可一世地干预着事实世界。生命把思想当作一种“芝麻开门的开门咒语”（open sesame）加以利用，并且在许多文明的鼎盛时期，在它的大城市中，终于迎来了那样的时刻：技术批判开始厌倦于做生命的奴仆而想使自己成为暴君。西方文化甚至现在还在饱尝这一无拘无束的思想的肆虐之苦，而且达到了一种悲剧的程度。
人已经谛听了自然的步伐，记录下了它的指标。他开始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它们利用了宇宙脉动的法则——去模仿自然。他胆敢扮演上帝的角色；因此很容易理解：这些人为的事物——因为在这里，技艺是作为自然的对立概念而出现的——的最早发明者和专家，尤其是锻工技艺的保护者，何以会被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可思议的，且视情况而将他们看作是敬畏和恐惧的对象。此类发明日积月累。它们常常被发现，又被遗忘，再被发现，它们被模仿，被闪躲，被改进。但最后，它们为各个大陆构成了各种自明的手段的宝库——火、金属加工、器具、武器、犁、船、房屋、动物驯养和耕作。尤其是金属，原始人借助自己身上的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特征而被引向埋藏有金属的地方。远古时代的商道，通过定居的乡村生活，越过往来频繁的海洋，而通往秘密埋藏着的金属矿藏；后来，伴随着这些，又产生了商旅祀拜、装饰和有关锡岛与黄金之国的历久不衰的传说。所有的原始贸易都是金属贸易，并通过第三种经济，即一种外来的、冒险的、畅行各地的经济，生产经济和加工经济被强行并入这种贸易中。
在这一基础上，现在产生了高级文化的技术，这种技术就体现在这些主要实体的整个心灵的品质、色彩和情感上。不用说，古典人是以欧几里得的方式来感受他自己及他的环境，他先天地将自己设定为技术观念本身的敌对者。如果我们认为“古典的”技术指的是那（与我们用这个形容词来理解的其他事物一起）毅然决然地凌驾于迈锡尼时代的普遍的、僵死的完美状态之上的东西，那就没有古典技术可言了。古典的三层桨战船乃是被美化的划艇，古典的弩炮和投石机只是手臂和拳头的替代物——与亚述和中国的兵器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希罗（Hero）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成就只是侥幸之物，而非发现。他们缺乏内心的砝码，缺乏时代的命数，缺乏深层的需要。人们到处玩弄那些大概来自东方的资料（为什么不呢？），但没有一个人认真地注意过那些资料，尤其是没有一个人作出过真正的努力，去把它们引入到生活的具体图象中。
浮士德式的技术则完全不同，它怀着对第三度空间的全部热情，从哥特时代的最早时期开始，就向自然冲击，决心要做自然的主人。在这里，且只有在这里，见识与利用的结合才是理所当然的事。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有用的假设。古典的探究者像亚里士多德的神那样进行“冥思”，阿拉伯探究者则像炼金术士寻找魔法（例如哲人之石）那样进行探求，想由此毫不费力地获得自然的财宝，但是，西方恩却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指挥世界。
浮士德式的发明家和发现者是一种独特的类型。他的意志的原始力量、他的眼光的敏锐、他的钢铁般的实际思考的能力，在站在另一文化角度的任何人看来，一定觉得十分怪异和难以理解，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却是与生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