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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文化的类别（4）
六
面对有关人的世界的这幅图象——它注定要取代陈旧的、甚至仍然牢牢地主宰着最优秀的心灵的“古代－中古－近代”的图象——对于“历史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提出一个新的答案，也将是可能的了，而且我认为，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这个新答案也将是最后的答案。
兰克（Ranke）在其《世界史》一书的前言中说：“只有当纪念碑变得可以理解的时候，且只有当可信的成文的证据可以利用的时候，历史才算是开始了。”这是一个资料搜集者和整理者的答案；显然，这一答案把那已经发生的事与在某一特殊时期对特定的研究者展现的观察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混为一谈了。马敦尼（Mardonius）在普拉蒂亚（Plataea）打了败仗——如果两千年后这件事不知为什么离开了历史学家的视线，难道它就不成其为历史了吗？一件事实要想成其为一件历史事实，难道非要在书中有所记载吗？
兰克以后最有分量的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尔说：“历史之事即是现在有效力、或曾经有效力的事……只有通过历史的处理，那由历史从无数同时代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个别过程，才算是历史的事件。”这种说法与黑格尔的风格和精神完全吻合。首先，它的出发点是事实，而不是对于事实的任何偶然的知识或无知，而且假使有一种描画历史的模式必然地要强加于这一出发点，那便是这几页所讲的那种模式，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假定在众多庄严的系列中存在有最为重要的事实，甚至当我们还不能（而且永远也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来认识这些事实时，它就能如此。我们必须学会用最综合的方法去把握未知的事物。其次，真理是为心灵而存在的，事实则只涉及到生活。历史的研究——用我的术语来说，就是观相的事实——是由血气（blood）决定的，由能扩展到过去和未来的知人论世的才能决定的，由对人物和形势、对事件、对必定存在且必定已经存在的事物天赋的嗅觉能力决定的。历史研究并不在于单纯的科学鉴别和史料知识。对于每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科学的经验方式是某种附加的或附属的东西。借助理解和传达，历史研究呈现给醒觉意识那艰苦地获得的和重复出现的证据，而启示则在一瞬间已经、且立即把这证据证明给存在。
正因为我们的浮士德式的存在的力量，现在已经在我们周围划出了一个其他人和其他时间所不能获得的内心体验的范围——正因为对我们来说那极其遥远的事件变得越来越有意义，并把别人、甚至最接近这些事件的同代人也不能领会的各种关系揭示出来了——许多在若干世纪以前还不是历史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历史的了，即变成与我们的生命相吻合的生活了。塔西佗（Tacitus）也许“知道”有关提比略·革拉古（TiberiusGracchus）革命的材料，但对他来说，那种材料不再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却意义非凡。一性论派（Monophysites）的历史及其与穆罕默德的环境的关系，对于伊斯兰信徒来说并无什么意义，可对于我们来说，它却可看作是另一背景中英国清教派的故事。对于一种已将整个地球作为它的舞台的文明的世界观来说，在最后，没有什么完全是非历史的。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框架，正如19世纪所理解的那样，只包含了一组极其明显的关系。但是，古代中国和墨西哥的历史，现如今却开始对我们发生一种更为微妙、更充满智性的影响。我们正在这些历史中经历着生命本身最后的必然性。我们正在从另一种生命历程中学会认识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我们必须是什么，我们将要成为什么。这是了解我们的未来的伟大学校。我们还有历史，我们还在创造历史，在此，在历史人性的最后边界上，我们终可发现历史是什么。
苏丹境内的两个黑人部落之间的战争，或恺撒时代的切鲁西人（Cherusci）和查蒂人（Chatti）之间的战争，或实质上与此全无二致的不同蚂蚁群之间的战争，都只是“活生生的自然”的一出戏剧。但是，当切鲁西人打败罗马人时，如在公元9年，或当阿兹特克人打败特拉斯喀兰人（Tlascalans）时，这便是历史了。在此，“何时”的问题是重要的，而且每十年，甚至每一年，都有重大关系，因为这里我们所处理的，是伟大的生命历程的进展，其中的每一项决定，都代表了一个转折点。这里有一个目标，一切的发展都趋向于此；有一个存在，努力在完成自己的预定命运；有一种发展速度（tempo），一种有机的绵延期——而不是西徐亚人（Scythians）、高卢人（Gauls）或加利比人（Caribs）的那种漫无定规的起伏浮沉，因为在这类起伏浮沉中，任何特殊的细节，都只如海狸群或大草原上的羚羊群的行为细节一样，根本无关紧要。这些皆是动物学上的事件，只在我们的眼界的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中有它们的位置，在那里，我们关心的不是个别民族或兽群的命运，而是作为种属的“人”、“羚羊”或“蚂蚁”的命运。原始人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所有的史前研究都将浓缩为这种意义的考察。人类对火、石制工具以及使武器能发挥效用的机械法则越来越熟悉，这仅仅表示着种类及其潜在可能性的发展。一个部落用这些武器反对另一个部落的目的，在历史的这个层面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种属和一种文化的各自存在中，石器时代和巴罗克时代属于两个时代等级，亦即属于两种根本不同背景的两种有机体。在此，我还要对一直以来败坏了所有历史思想的两种假设提出异议：一种肯定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另一种则根本否认有所谓的终极目标存在。生命总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在生命概念中注定了的东西的实现。但是，个体生来是一方面属于某一特殊的高级文化，而另一方面又属于人这一种类——对他来说，根本没有第三种存在单位。他的命运必定是或者属于动物学的领域，或者属于世界历史的领域。“历史的”人，按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并按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对它的看法，乃是正全力以赴奔向其自我实现的文化的人。在此之前，在此以后，在此之外，人是没有历史的；而且，他所隶属的民族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如同当关注的断面是天文的而非地质的方面的时候，地球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一样。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最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事实，一件以前从未被承认的事实，那就是：人不仅在文化诞生以前是没有历史的，而且当一种文明已经充分地自行完成了其最后的确定形式时，人又会再次成为没有历史的，因为那最后的确定形式的完成预示着文化的活生生的发展的终结，预示着文化的有意义的生存的最后可能性已经枯竭。在塞提一世（SetiⅠ）（公元前1300年）的埃及文明中，在直到今天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中，我们所见到的正是原始时代的古老动物生命再次的起伏浮沉，虽然它所依托的宗教的、哲学的，尤其是政治的形式还十分的灵巧聪慧。不论那君临巴比伦的统治者是像喀西特人那样的野蛮、好战的游牧种群，还是像波斯人那样的文雅的继承人；不论他们保持其统治地位是在何时、有多久以及有何种成就；从巴比伦的立场看，这都是没有意义的。民众的安乐生活自然要受到这类事情的影响，但它们与这样一个事实全然无关，那就是，这个世界的心灵已经熄灭，因而它的事件没有任何深刻的意义。埃及建立的一个新王朝，不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中国发生的一次革命或一次征服，进入罗马帝国的一个新的日耳曼民族，都是景观的历史中的要素，有如动物界中的一种变化或鸟群的迁徙一样。
在高级人类的历史或者说真正历史中，所争的赌注和动物优劣之争的基础，永远是某个本质上精神的东西的现实化，是一种观念向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形式的转化，甚至在推动者和被推动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目标和运气的象征力量时也是如此。这同样适用于艺术中重大的风格倾向的斗争（如哥特风格与文艺复兴风格的斗争），适用于哲学的斗争（如斯多葛哲学与伊壁鸠鲁哲学的斗争）、政治理想的斗争（寡头政治与僭主政治的斗争）、经济形式的斗争（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后历史就不具有所有这一切。剩下的只有单纯的权力之争，动物性的利益本身之争。从前，权力甚至在显然缺乏任何灵感时，也一直在设法为观念服务；而在晚期文明中，甚至最令人信服的观念幻想，也只是纯粹动物性追求的面具。
佛陀以前的印度哲学和佛陀以后的印度哲学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经由印度心灵并在印度心灵中，为达致印度思想的目标，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伟大运动；而后者则是一种现在已经晶体化而且不可能发展的思想储存在新的断面的不断转换。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