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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观念的事实立即重新出现了，它们是赤裸的、巨大的。永恒的－宇宙的脉动终于克服了数世纪的才智张力。金钱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赢得了胜利。有一段时期，政治简直就是金钱的独占范围。但是，一当金钱摧毁了那一文化的旧秩序，混乱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因素，渗透到生成的各种成分中——这就是恺撒类型的人物。在他们的面前，金钱的势力崩溃了。帝国时代，在每一文化中都一样，意味着心智和金钱的政治的终结。血统的力量，未受破坏的身体力量，恢复了其古老的统治地位。“种族性”涌现出来了，纯粹而不可抗拒——强者取得胜利，渣滓则沦为他们的战利品。他们统管着世界，书本和问题的领域僵化了，或从记忆中消失了。从这时起，新的命运借前文化时期的类型重新成为可能，并显现在意识面前，丝毫没有因果律的伪装。塞普提姆·塞弗茹斯和加利努斯的生活与阿拉里克和鄂多亚克的生活之间，再也没有本质的差别。拉美西斯、图拉真、汉武帝全都生活在无历史的时代延展（time…stretches）的一种一致的兴衰交替中。
帝国时代一旦到来，政治问题就不复存在了。人们如其所是地处理当下的状况，应付现有的各种势力。在“战国时期”，所有的世界城市血流成河，为的是民主政治的伟大真理能够变成了现实，也为了能够获得各种权利，因为没有它们，生活似乎就不值得一过。现在，这些权利都已被获得，但子孙辈不为所动，哪怕是通过惩罚的手段，也不愿去利用它们。再过一百年，甚至历史学家也不再能理解这些旧的争论。早在恺撒的时代，有名望的人们就几乎已经不再参加选举。令伟大的提比略一生痛苦不已的是，他的时代最能干的人物都疏远了政治；尼禄甚至用威胁的手段也不能强迫骑士们到罗马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这是伟大的政治的终结。曾经作为战争的替代物发挥作用的才智的冲突必须要让位于最原始形式的战争本身。
因此，像蒙森那样，认为在奥古斯都所形成的“两头政治”（dyarchy）以及其中元首和元老院之间的权力均分中存在着深刻的进一步分划的设计，这完全是对那个时代的意义的一种误解。在一个世纪以前，这种构成可能还是实际存在的，但其本身就足以使这样的想法不可能进入当时的权势人物的头脑。现在，这种想法不过意味着软弱的人的一种尝试，即想通过以空洞的形式掩盖冷酷无情的事实来欺骗自己。恺撒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观察它们，在行使统治权时，也是以确定的、不动情的实际考虑为指导的。他最后几个月的立法整个地关心的是一些过渡性的措施，其中没有一条打算成为永久性的。这恰恰是人们一般都忽视的。他对事物的评判太过细致入微，以致在安息战争（Parthian War）行将来临的这个时刻，他都不能预测事件的发展或确定它最后的形式。但是，奥古斯都，跟他之前的庞培一样，虽然不是他的追随者的主人，却完全依赖他们以及他们对事物的见解。元首政治的形式根本不是他的发明，而是西塞罗——另一位弱者——所阐发的一种陈腐的、纸上谈兵的政党理想。当公元前27年1月13日奥古斯都把国家权力交还给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的时候——这个场景因其真诚性而显得更加没有意义——他为自己保留了保民官的职位。事实上，这是政策在现实中体现自身的一个要素。保民官是僭主的合法继承者，早在公元前122年，盖约·革拉古就已经给这一称号注入了一种内涵，这一内涵不再为那一官职的合法界线所局限，而只受在位者的个人才干的限制。从革拉古开始，经过马略和恺撒，一直到那位力图摧毁他的母亲阿格丽品娜（Agrippina）的政治目标的年轻尼禄，这是一脉相传的。另一方面，元首从此以后只是一种装饰，一个封号——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社会事实，但肯定不是一个政治事实。而这恰恰是西塞罗的学说赋予其光辉和魅力的概念，并早就——通过他，所有的人都这么觉得——同神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反之，元老院和人民的“合作”是一种过时的仪式，其中所含的生活内容和祈年团的祭仪——也被奥古斯都恢复了——所含的内容差不多。革拉古时代的伟大政党早就变成了扈从——恺撒派和庞培派；最后，一方面只剩下无形式的全能者、一目了然的残酷“事实”、恺撒——或任何力图置恺撒于其影响之下的人——另一方面则只剩下一小撮狭隘的空论家，他们把不满情绪掩盖在哲学下面，并从此企图用阴谋手段来推进他们的理想。这些斯多葛主义者之在罗马，犹如儒家之在中国；由此观之，公元前212年中国的“奥古斯都”所颁令的“焚书”插曲，通过后来的文人对这种巨大的破坏行为所做的强烈谴责而开始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但是，毕竟是这些斯多葛主义的、热衷于一个不可能的理想的狂热信徒杀死了恺撒：他们以加图和布鲁图斯崇拜来对抗神灵崇拜；元老院（这时只是一个贵族俱乐部）的哲学家们从不倦殆于悲叹“自由”的衰落和煽动密谋，例如皮索（Piso）在65年。如果这就是尼禄死的时候的形势，那它就是苏拉的情形的重演；这还是尼禄何以要处死斯多葛派的特拉塞亚·帕图斯（Thrasea Paetus）的缘故，是韦斯巴芗（Vespasian）何以要处死赫尔维乌斯·普里斯库斯（Helvidius Priscus）的缘故，也是克里姆提乌斯·科都斯（Cremutius Cordus）的历史著作——其中称布鲁图斯为最后一位罗马人——的各种抄本会在罗马被集体销毁的缘故。这些都是国家针对盲目的观念形态所必须要采取的自卫行为——如同我们所了解的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的那些行为一样——并且，中国的恺撒们在反对儒家学派时所处的地位恰好与此相同，这个学派从前曾提出一个国家组织的理想，现在却对其现实根本没有忍受的想法。这个焚书的壮举不过是销毁了一批政治及哲学著作，并废除了宣传和秘密组织。这种自卫在这两个帝国都持续了有一个世纪，随后甚至对政党政治热情的回忆也消退了，于是这两种哲学就变成了成熟的帝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但是，世界现在成了悲剧性的家族历史的舞台，国家历史则融入在这种家族历史中；朱理安－喀劳狄乌斯家族破坏了罗马的历史，始皇帝的家族（甚至从公元前206年开始）破坏了中国的历史，我们在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和他的兄弟们（公元前1501～前1447年）的命运中也能模糊地看到同样的事情。这是走向结局的最后一步。随着世界和平——高级政策的和平——的到来，存在的“刀剑方面”撤退了，“纺锤方面”重新统治；从此以后，只有私人的历史、私人的命运、私人的野心，从头到尾，从费拉们的不幸遭际到恺撒们为了私人占有世界而发生的激烈争执，都是如此。世界和平时代的战争是私人的战争，比任何国家战争都更为可怕，因为它们是无形式的。
因为世界和平——事实上它经常存在——包含着属于绝大多数方面的私人弃绝了战争，但与此同时也包含着一种暗中的准备，从而成为那些还没有放弃战争的人的战利品。世界和平开始于为了普遍和解而不惜毁灭国家的愿望，其结果，只要不幸只是降临到邻居的身上，便根本无人援手过问。早在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每个城市和每个地区就只想到自己，统治者的活动也只是他私人的事务，如同他人的活动也只是其自身的事务一样。偏远的民族对于他、他的军队以及他的目标而言是全然不相关的，正如它们之于日耳曼军队的计划而言全然不相关一样。在这样的精神前提之上，第二种海盗精神发展起来。“合乎形式”的国家从民族传到冒险家的军团和扈从、自封的恺撒们、叛离的将军们、蛮族的国王们等等这类人的手中——在他们的眼里，居民最后仅仅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在迈锡尼原始时代的英雄和罗马的军人皇帝之间，以及——比如说——在米尼西与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关联。在我们的日耳曼世界，阿拉里克和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精神将再次出现——在塞西尔·罗得斯的身上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最初征兆；并且，俄罗斯原始时代的外来刽子手，从成吉思汗（Jenghiz Khan）到托洛茨基（Trotski）（在他们之间则是彼得大帝的沙皇政治的插曲），说到底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大多数觊觎者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觊觎者的私人斗争早就结束了西班牙巴罗克式的富有形式的时代。
与已形成的国家一起，高级历史也倦殆地躺下来睡觉了。人又变成为植物，依附于泥土，默默无言，恒久不变。无时间的乡村和“永恒的”农民重新出现了，他生育子女，并把种子埋在大地中——这是一种忙碌的、知足的人群，任凭军人皇帝的暴风骤雨从他们身边刮过。古老的世界城市就位于乡土的当中，那是一种熄灭了的心灵的空洞容器，在那里经年累月穴居的是一种无历史的人类。人们活着仅是为了糊口，只有一点点节存，一点点财产，但还得忍受下去。在争夺这个世界的权力和战利品的征服者的冲突中，群众惨受蹂躏，但是幸存下来的人以原始的丰饶填满裂隙，继续忍受下去。在高处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永恒更迭，在低处的人们则只能祈祷，用已经永久克服了一切怀疑的第二信仰的强有力的虔诚来祈祷。在这里，在心灵中，世界和平、上帝的和平、白发苍苍的僧侣和隐士的天福，都变成了现实——而且也只是在这里。在对痛苦的忍受中，世界和平唤起了历史的人在其几千年的发展中从来不知道的那种深度。只有随着宏大历史的终结，神圣的、静默的存在才会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