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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的商业城市的人口数量；也正是因此，甚至公元前464年希洛人的大暴动也以失败告终＇这个事件有可能启发了罗马人对于平民脱离罗马移往圣山（Mons Sacer）的种种传说＇。
在城邦中，乡村贵族与城市贵族融合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正是调和主义的目标），但市民与农民却没有这样。就他们同寡头政治的斗争而言，他们构成了一个党派——即民主党——但在其他方面，他们是两个党派。这就是在下一次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在这次危机（约公元前450年）中，罗马城市贵族力图重建其作为一个政党的权力——我们必须如此来解释十人团（Decemvirs）的引入和保民官职位的废除；如此来解释十二铜表法的制定——刚刚获得政治地位的平民在此法中并未获准“通婚权”（Connubium）和“经商权”（mercium）；尤其是，必须如此来解释小的乡村部落的设立——在那里，古老家族的势力（不是法律上的，而是事实上的）居于主导，并且在此时设立的与百人团人民大会并立的部族团人民大会（itia Tributa）中，这些小的乡村部落占有16对4的不可挑战的多数。这当然意味着城市人的特权为农民所剥夺，并且这无疑也给贵族党的运作提供了空间，后者总想使乡村与他们自己对城市金钱经济的共同反感能发出有效的共同的一击。
反击很快就来了；这在罢免了十人团以后出现的十人保民官中可以看出来，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事件也不能不算在此列——斯普里乌斯·梅利乌斯（Spurius Maelius）建立僭主政治的企图（公元前439年）；军队设立有执政官职权的保民官以取代民政官员（公元前438年）；以及废除了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的卡努莱法（Lex Canuleia）（公元前445年）。
当然，无可怀疑的是，在贵族党和平民党内部都有这样的派别：它们想借废除元老院或废除保民官的办法，来颠覆罗马城邦的这一基本特征，即元老院与保民官的对立；但是，这种形式已变得如此之适合，以致它从未受到严重的挑战。由于军队实施了平民适任最高官职的办法（公元前399年），斗争遂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公元前5世纪在内政方面可以总结为争取合法的僭主政治的世纪；从那以后，政体的两极性得到承认，各政党不再为废除重要的官职而是为争夺重要的官职而斗争。这就是萨谟奈战争（Samnite Wars）时期发生的革命的实质。从公元前287年起，平民被准许担任一切官职，保民官的提议——当得到平民的认可时——自动地成为法律；另一方面，从此以后，对于元老院来说，通常可行的做法就是通过收买或其他方法诱使某个保民官行使其否决权，以此来剥夺掉这种机构的权力。罗马人的法律的精细就是在两个主管当局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别的地方，决定通常是通过拳头和棍棒——用一个技术性的词说：“暴力政治”——作出的，但在罗马宪法的这个“最佳”时期，即公元前4世纪，已经形成了使用论文和说明的武器的习惯，在这种斗争方式中，法律条文的措辞中最细微的论点都可能是决定性的。
但是，罗马元老院与保民官的这种均势在整个古典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别的任何地方，这都不是来回平衡的问题，而是只能二者择一的问题，亦即是寡头政治还是平民政治（Ochlocracy）。绝对的城邦和与之同一的邦族被当作既定的前提加以接受，但其内在形式根本不具有稳定性。一个政党的胜利意味着另一政党的全部建制被废除，人们已经习惯于不把任何东西视作是神圣到或有用到足以免除决战的危险。斯巴达的“形式”可谓是元老制的，雅典的“形式”可谓是保民官式的，并且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时候，认为这些形式必须二者择一的这种观念是如此之确定不移，以致从此只能采取根本的解决办法。
由此，罗马的未来确定了。它只能是这样一种国家，在那里，政治的激情只以人而不再以机构作为其目标；这是唯一确然合乎“形式”的国家。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即元老院和保民官——是从此以后任何政党也不能加以捣碎的铜墙铁壁般的形式，而其他的一切形式，因其各自在古典国家的世界中的权力范围过于狭窄，只能再次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对内政治的存在只是为了使对外政治具有可能。
国家和历史（4）
六
在这一点上，当文化开始转变为文明的时候，非等级总会决定性地对事情进行干预，且是第一次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僭主政治和投石党运动的时代，国家曾求援于非等级去反对等级本身，非等级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种力量。现在，它要为了自己运用它的力量，并且要作为一个阶级这样去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反对其他阶级。它发现，绝对国家、皇室、根深蒂固的建制，皆是旧式等级天然的盟友，是象征性的传统真正的和最后的代表。这就是第一次僭主政治与第二次僭主政治之间的区别，是投石党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区别，是克伦威尔与罗伯斯庇尔之间的区别。
国家，及其对它之内的每一个个体的过多要求，令城市理性觉得是一种负担。因此，在同一阶段，巴罗克艺术的伟大形式开始被觉得是一种束缚，已变成了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的玩意——就是说，变成了病态的或未有形式的；自1770年起，德国文学就是强有力的个别人物对有着清规戒律的诗学的长期反抗。所谓整个邦族要求一切都“有待培育”或“合乎形式”的观念，已变得不可容忍了，因为个体自身内心里觉得不再处于良好状态。这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各方面皆是适用的，尤其政治的方面，更是如此。如此，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有重要城市作为其舞台，都有对旧的象征缺乏理解作为其标志，对于那些旧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可见的利益，是热情的思想家和世界改良家想见到他们的理念得到实现这样的渴望（甚或仅仅是希望）。现在，一切都没有价值，除非能通过理性证明其合理性。但是，就这样剥夺一种形式的崇高地位——其在本质上是有象征性的，在作用上是有形而上意义的——民族生活也会因此而失去其在历史的存在川流中昂首而立的力量。1787年韦尔热讷（Vergennes）逝世以后，当外部局势的整个重心都已变得很明显的时候，法国政府——由平庸的路易十六（Louis ⅩⅥ）治下的一帮有才干和远见的人组成——就只能绝望地尝试着使其国家维持“现状”。随着这位外交家的逝世，法国从欧洲的政治联合中消失了好几年；同时，皇室顶着一切阻力所推行的巨大改革——尤其是那一年根据最自由的自治原则所进行的一般行政改革——完全无济于事，因为鉴于国家的软弱无能，各个等级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已突然间变成了权力的问题。如同一个世纪以前和一个世纪以后一样，欧洲战争正挟其不可移易的必然性越来越迫近，但这时，谁也没有对外部的局势引起任何注意。贵族作为一个等级很少依据对外政策和世界历史来考虑问题，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等级则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新形式的国家在其他国家中能否站住脚，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人们所关心的，只是它能不能保护人的“权利”。
但是，资产阶级——它是代表城市“自由”的阶级，它的强烈的阶级情感已经持续了好几代人（在西欧甚至持续到了1848年以后）——从来没有整个地成为其行动的主人。首先是因为，在每一危急的情势中都可以看出，它的统一是消极的统一，只有在反对另外的某个东西、另一阶级的任何东西——“第三等级”和“反对党”几乎同义——的时候，它才真正是存在的，并且一当它必须表现一些建设性的行为的时候，各个集团的利益就全都拉扯在了一起。必须要摆脱某个东西——这是大家一致要求的。但是，心智要求国家反抗历史事实的压力以实现“正义”；或是实现“人权”；或是实现批判的自由以反对宗教统治。金钱则要求一条自由的道路去实现商业成功。有许多人还要求废止和抛弃历史的伟大性，或希望割断他们在物质上或精神上赖以为生的这样那样的传统及其具体体现。但是，此时及以后，还有另一种因素是在投石党运动（包括英国内战）或第一次僭主政治的冲突中不曾存在的，而这一次却作为一种力量出现了——亦即在所有的文明中以形形色色带有蔑视性质的标签，但又具有同样可怕的含义而出现的那种力量——渣滓、群氓、暴民、贱民。在重要的城市中——现在只有它们说话有决定性的分量，而乡野至多只能接受或拒绝既成的事实，一如我们的18世纪所证明的——人群中无根的部分置身于一切社会联系之外。他们并不感到自己属于某个等级或某个职业阶级，甚至也不感到自己属于真正的劳动阶级，尽管他们不得不工作。从各个阶级、各个行业中分离出来的要素，都本能地投身于这类乌合之众中——失去了根基的农民、穷酸的文人、破产的商人，尤其是（正如喀提林时代以惊人的清晰所表现出来的）脱轨的贵族。他们的势力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因为他们永远麇集在一起，当机立断，随时会作出重大决定，随时会翻云覆雨，他们丝毫也不尊重秩序，甚至丝毫也不尊重革命党的秩序。正是由于他们，那种种事件获得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这便是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第二次僭主政治与第一次僭主政治的区别所在。资产阶级总是以一种极其不安的、一种防御性的眼光看待这类群众，并力图与他们区分开来——葡月十三日拿破仑的崛起就要归功于这类防御性的行动。但是，在事实的压力下，区分两者的分界线常常是划不出来的；资产阶级因为人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