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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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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 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 年至1992 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 年出版至3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 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蒙古帝国史》
  蒙   古   帝   国   史
  ' 法 ' 雷纳·格鲁塞 Rene Grousset 著 
  龚 铖 译 
  翁独健 校 
  译者序
  本书著者雷纳·格鲁塞曾任巴黎塞尼希博物馆馆长,他所写的有关蒙古史著作,据我所知有四种。1929 年出版了《远东史》,该书分五篇:中国两篇,印度一篇,蒙古一篇,印度支那半岛一篇。其中蒙古的一篇,已经由冯承钧译成中文,题名《蒙古史略》(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1934 年7 月初版)。1938 年出版了《草原帝国》。我现在译的《蒙古帝国史》,系E 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初版于1941 年。在1944 年又出版了《世界征服者》一书。本书在他所著的蒙古史里面,是成书比较晚的,如果取他以前的两种有关著作比较,可以发现不少地方,著者纠正了他过去的错误或遗漏。
  本书的目的,有如著者自己在“引言”里面所说的,旨在将主要的几种蒙古史源(中国的、波斯的和蒙古的)互相比较和对证。看了这本书,觉得著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寻究工作贡献较大,很有参考的价值。在叙事方面, 蒙古史素称难读,他也费了一番斟酌,使阅读起来比较容易,对于日期和地点也做了查考。至于本书文笔的简洁,叙事的生动,有如苏联学者雅库博夫斯基评此书所说:“有它在文学上的成就。” 
  格鲁塞此书,上溯蒙古民族的起源,说明蒙古国家的形成和蒙古帝国的成立,至忽必烈征服中国,拔都和旭烈兀等征服罗斯和波斯之后,他认为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的叙事也就到此为止。在最后一章(第五章),著者讨论蒙古人征服的结果,著者就事论事,未作进一步的分析。纵使有如著者所说,元代的事应归中国史家,波斯的事应归波斯史家来探讨(见第四章第八节末),但就蒙古本身历史而言, 向外征略的结果,本来可能因统一而达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反而停滞不前,著者竟朱加究问。
  格鲁塞此书,取材于《元朝秘史》的最多。《秘史》记事比较翔实,描写备主要人物的性格,如札木合的狡狯,塔阳的柔弱,成吉思汗的善于投机等等,栩栩如生,足使读者增加兴趣。然而《秘史》究竟系史诗的体裁,史诗所歌颂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格鲁塞此书的叙事也深染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对当时蒙古社会的阶级矛盾,他没有分析。他所分析的不过是蒙古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种族矛盾。他虽然看到蒙古当时有成立一个统一国家的要求,甚至象阿勒坛、撒察别乞、答里台之流,比成吉思汗更有资格继承汗位的,都愿意终止氏族间的分裂而推选成吉思汗为蒙古人之长。但他看不到这个时代的蒙古贵族,“为巩固他们在游牧社会中统治地位,不能满足于旧的氏族部落组织的形式,而要求有国家形式的强大的暴力机关”,①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总之,著者是资产阶级学者,对他书中的观点,我们应采取批判的态度。
  《世界史》主编卡韦涅在书后所作的补充,即附篇《成吉思汗系诸汗国》, 将成吉思汗在波斯、在罗斯、在突厥斯坦、在阿富汗和在中国的后裔,从世界史的角度提纲挚领地叙述其大概,对读者检阅极为方便,故将它译出。书末,格鲁塞有篇幅很长的“注释和参考”,对此译者初感觉它是寻章摘句, 无关宏旨,曾考虑应否全译,后来尊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同志们的意见,也将它全部译出。因为这里面固然很多是对音问题、字义问题,但可供参考之处不少。而且格鲁塞此书引用的史料很多,所引史料多在书后“注释和参考”里面提到,所以它可供读者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我在这里应该声明,格鲁塞引用各书,有许多地方虽然用引号而实际上往往不是原来词句。有时因为著者有意用浅显文字来表达原来的意义,有时因为辗转迻译,文字有出入。因此他所引用的如系中文书籍,我一一将它和原文对照,有时我径用中文原文,有时徇从著者的意思,易古奥为浅显。至于著者引用中文书籍有发生误解之处,我于照译之后,另外以译者按语指出。
  译名问题,大约是蒙古史的一个最困难问题了。经过前人做了许多探索, 我译此书,可以说绝大多数译名都是根据旧译。蒙古史里面的人名、地名、族名、衔名以及其他专门名称,不应该随意照音用中国字表达其近似,凡是有旧译的,应该尊重。虽然有近于保守,太受权威的影响,然而蒙古史的译名过于杂乱,同一人,同一地,在外文有好几种写法读法,在中文又有好几种译法,使研究蒙古史或元史的人,在译名问题上先望而生畏。格鲁塞在此书,常常列举《秘史》、《拉施特书》、《萨囊彻辰书》(关于萨囊彻辰所用的译名,他是采I。J。施密特译本,和汉文的《蒙古源流》不尽相同,所以在“注释和参考”里面,我仅录原名,不作音译)、《志费尼书》以及《元史》的各种写法读法,已经费去不少笔墨,所以我不想在中文的译名上再做许多对照和考证。这种工作是应该做的,但是最好另有专书,不宜由某一种蒙古史去做。所以我译此书,在译名问题上,主要的是在选择哪一个译名的问题。我所做的选择,当然容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读者批评。
  选择山有的译名,要比随音径译费力而且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蒙古史译名如此杂乱,但就两种主要史源,即《元史》和《元朝秘史》而言,彼此不同(仅少数译名,彼此一致,例如海都、也速该、札木合、乃蛮人、塔塔儿人、斡难河等);而且在一书之中,同一人,同一地,前后又有不同的很多。再加上《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流》、《续通鉴纲目》、《蒙鞑备录》等书的不同译法,诚足令人目迷心眩。而在选择译名上,我所采用的原则,首先是尊重原书的译法。格鲁塞在译名上面,他已经做了选择,照他外文读音,对照现成的中文译名,原书是趋向于采用《元朝秘史》的。显著之例,海都祖母之名,《拉施特书》和《元史》都作莫拿伦(Monoloun),所以我国各书如《元史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等都采用了莫拿伦这个译名。只有《元朝秘史》作那莫伦(Nomoloun),而格鲁塞即用那莫伦这个名字。再如博尔术,在《元朝秘史》作孛斡儿出,在他书或作不儿古赤(拉施特)或作博郭尔济(《蒙古源流》),或作博尔术(《元史》、《圣武亲征录》),而格鲁塞称之为Bo'ortchou,完全是《元朝秘史》孛斡儿出的对音。其他人名、地名、族名,格鲁塞所采用的多与中文《元朝秘史》的译音相符。为了尊重原书起见,我也采用《元朝秘史》的译名比较多些。格鲁塞有些地方采用《元史》的译名,我当然也照他。《元史》译名, 常常短促,例如不亦鲁黑作盃禄,客列亦惕作克烈,额勒火脱儿作燕火脱儿,阿勒敦阿述作按敦阿述等等,而原书讨论译音问题(在附注和在“注释和参考”里面)之处颇多,如果采用过于短促的译名,到了讨论译名的时候将无法迻译。然而在另一方面,格鲁塞并没有迷信《秘史》至于把花刺子模称撒儿塔兀勒,撒马耳干称薛米思坚,哈什噶尔称乞思合儿的程度。凡非蒙古人、蒙古地、蒙古族,我们可以看出,著者并不一定用《秘史》的名称。而在另一方面,《元史》和若干已普遍采用的译名,我常常仍旧沿用,上述博尔术,我仍作博尔术,不用孛斡儿出之名即是一例。说过以上这些之后,我对译名就不再在书中另加注释说明了。
  此外,关于地名,某些地方我趋向于径用今名。例如里海,不日宽田吉思海,鄂尔浑河不日嗢昆河或斡儿寒河,印度河不日辛头河,阿姆河不日乌浒水,锡尔河不日药杀水,德里不日底里等等。
  是否有当,希望读者指正。
  本书最后有“《圣武亲征录》记事的先后”16 页(原书的页数),因为这是将中文史籍介绍给西方读者,故我没有将它译出。又此书是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主编人在书的最前面有一篇序,将此书连系到《世界史》的其他部分,其内容和本书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将它译出。至于格鲁塞本人,除了一篇简短的“引言”之外,没有自序,并且也没有附一个简明的参考书目,这是件憾事。本书除每页脚注之外,书末另附“注释与参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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