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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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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案”,与中行开平支行的“余振东案”,如出一辙,几乎是同一个模板的复制。试想,若舆论的事前监督到位,哪怕是事后的舆论公开到位,或许我们就不会感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第三章  中国不会成为俄罗斯式的中国 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

当金钱铺就权力的阶梯,当商人成为从政的热点,当无产阶级政党向有产者敞开怀抱,当私营企业主阶层看到野百合的春天,我们看到了邻居的不幸,我们听到“中国会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的担忧。仅仅观察目前的情势,我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因为财富明星们的爸爸妈妈是有文化密码的,因为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我们要担心的,应该是他们窖藏白银的心理阴影,他们的死亡协议。

耸人听闻的告诫又一次惊现在温州的土地上,身价千万的董事富豪与董事会签订死亡协议说,如果谁被暗杀,公司补贴1000万元。在什么都可以用金子度量的温州,“死亡协议”以异常夸张的真实存在,晓谕政府这个“守夜人”:为经济生活供应“安全”这一件公共产品已是当务之急。如果富豪们需要在保镖的簇拥下揣着手枪做生意,那么被打压下去的黑社会就有可能东山再起,中国距离“俄罗斯式的中国”也为期不远了。

对国家可能会利用暴力机器掠夺私有财产的恐慌,自“私有财产入宪”以来,差不多已消弭于无形。浙江富豪窖藏白银谨防公权力掳夺的辛酸戏或不会重演,但这并不表明国家已为市场经济扫清了路障。“死亡协议”像个寓言警告我们,国家在捍卫私有财产护航市场经济的途路上,才迈出第一步。接下来,国家不仅不向私有财产伸手,还要果断地斩除掠夺私有财产的民间黑手。

财富涌流的浙江,富豪雇凶谋杀富豪已非新闻。源自乐清市检察院的讯息称,过去5年,私人企业主和富人村官雇凶案已逾40起,富豪之间或为经济利益之争,或为争夺政治地位而仇杀不断。几个月前,两个温州富豪谋杀生意对手,致使亿万富豪周祖豹在侄儿被误杀4年后,于光天化日之下又被杀害在儿子的大婚之日。今年春夏之交,温州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后,数桩血案爆发在受害人钻进轿车或者走出轿车的一刹那。受害者与加害者,多为财富多寡不一的富人,只有受人钱财的凶手是潦倒的穷混混。看上去,村委会选举血案好似政治谋杀。事实不然。细究之,哪回暗杀的幕后没有吞吐钱财的经济体。

仅就个案而论,难说牵连富豪的凶案,都是广义上的政府的错。但国家暴力未能镇住凶手的暴力,无论如何都是凶案此起彼伏的诱因之一。温州一个城中村的选举血案迄今未破,被害人一而再地联络媒体,寄希望于媒体的力量助他早早缉凶。想当然地恶意揣度司法系统有*,是没有证据的痴人妄言。可是,“政府”对屡屡发生的凶杀现象,难以免责。换个角度想想,倘若司法系统在打击犯罪,预防凶案上能给富豪们以信心,富豪们敢于在矛盾爆发时寻思着雇用保镖签订“死亡协议”吗?

转轨时期的富豪雇凶情形确乎复杂,笼统地归咎于司法机构或者涵义更为宽泛的“政府”,未免偏颇。但是,“政府”确需反思他们作为“守夜人”的职责。看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给生意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意场,不是量力而行的帮忙,而是天职所在。警力不足,证据不足,不一而足的理由都不是让罪犯逍遥法外的借口,更不是不能有效打击犯罪的理所当然的遁词。让生意人免除被不法暴力谋害的风险,是“守夜人”的义务,就像生意人承担经营风险一样天经地义。富豪们用纳税的方式向“守夜人”缴纳了“保护费”,他们可以因为运气不好能力不济输得倾家荡产,却无法容忍“守夜人”看不住场子,任由流氓胡作非为。

“守夜人”看不住场子,可能还会为黑社会的成长抬来温床。考察欧洲市场经济发育初期的黑社会,正是“守夜人”抵抗不了欺盗杀戮的不规则竞争,似乎非常公正的黑社会惩罚才有了可乘之机。由于早期的黑社会惩罚不经济、不可靠、不持久,生意人才诚恳地缴税,寻求政府的庇护,政府靠着用法律维护经济秩序的本事,张扬了“守夜人理论”,并被生意人顶礼膜拜。

倘若没有一个公正的可预见的司法体系,中国的生意人像俄罗斯的生意人那样,随手就从抽屉里摸出一把手枪,或者一张“特许违法令”,就不是杞人忧天似的天方夜谭。设若政府不能保护产权和产权拥有者免遭盗窃、暴力和掠夺,那么市场由繁荣滑向萧条,犹如地球引力一定要使苹果落地,毫不足奇。

第三章  中国不会成为俄罗斯式的中国 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

邻家发生的故事,放在中国,一定会让大多数人瞠目结舌。比方说,俄罗斯尤科斯公司的寡头、盛气凌人的霍尔多科夫斯基,这个被普京总统投进监狱的家伙,曾在2003年的春天,发出有意进军政坛的种种暗示。据说,他和身材比他矮小的普京见过一次面,说,俄罗斯宪法应该得到修改,在他渴望建立的议会*政体中,他为自己预设的职位是:总理。

我们敢打赌,霍尔多科夫斯基的念想,从来没有出现在哪个浙江私营企业主的梦想剧场中,无论是在人民大会堂听总理作报告,还是在被总理接见的时候。有趣的是,13亿人口中,总有人要以“人民”的名义跳起来,指责私营企业主的参政议政,最终会引发一场覆水难收的“颜色革命”。

当然,担忧者并非总是沉溺于*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也有部分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派人士,在描述邻居不幸的《寡头》和《世纪大拍卖》译介到中国的2003年,震惊于寡头教父疯狂攫取财富肆意践踏*法治的俄罗斯转轨内幕,他们不放心地说,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吗?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但观察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我们认为,仅就当下的条件而言,他们还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寡头,因为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

私营企业主要“从政”,主动权不在私营企业主本身,而在于执政党的各级党组织。且看走向人民大会堂的冯根生、邱继宝,作为*十三大、十六大的党代表,他们本身就是*党员,就是执政党组织中的一员,自己人。再看进军人大和政协的私营企业主,财富只是表明他们是否应该纳入这个阶层的资格证书,而非他们参政议政的唯一依据,没有*基层组织的层层荐举,没有一个个会议的讨论、一张张表格的审查,是难以享受“富人政治”的待遇的。纵使是以“银弹”攻进人大政协的不良商人,他们所贿赂的,也是执政党在某个层面的官员,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老板从政”并非坊间议论的那样,是靠钱“砸”出来的,而是执政党有序开放政治参与的产物。我们可以看看变身全国政协委员的浙江五位私营企业主,一位是全国青联界别的,一位是民建中央界别的,三位是全国工商联界别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走向人民大会堂,表面上看是他们所在党派和团体“反复酝酿充分协商的结果”,实质上是执政党有序开放政治参与的结果。如果*中央没有确定“适当增加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这一人事安排的原则,他们如何想到能以目前的身份参政议政!

我们再看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这样高级别的“从政”,同样跳不出执政党画的那个圈。私营企业主出任副省级官员,是执政党谨慎作出的试点。该试点之前,徐冠巨已经被试点过一次。彼时,*的*部门计划让三个省(市)的私营企业主出任省级工商联会长,他们对候选人有两点“强调”:强调所属企业的纳税额、在本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或光彩事业的业绩,强调社会主义的公私观、义利观、信用观和法治观。而这两个强调,都设定在一个前提下:保证政治标准。

考察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从政”的制度细则,我们可以反观《世纪大拍卖》作者弗里兰在中国版序言中的论点。她在确认“俄国的样板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同时,还指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差别”,譬如,“中国执政党的权力相当稳固”。

或因为此,像传说中的霍尔多科夫斯基那样,把政治*挂在嘴上,希望俄罗斯修改宪法建立议会*政体,以便捞取国家权力宝座,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是不可思议的。确实没有哪个阶层,像他们那样对宪法的修改,寄予绵绵的期待。直到2004年春天,去人民大会堂参与国事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始终没有停止促使国家修改宪法的呼吁。然而,他们对修宪的期盼,只是经济*,无涉政治*。究其实质,他们关心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他们呼吁的不过是财产权的保护。诸如“*保障”这样的字眼,是绝不会坚持不懈地出现在他们的提案和议案中。

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企业家,不是政治家。尽管他们已经拿到出入北京人民大会堂议事的“门票”,他们参政的心态大抵还停留在政治满足、社会认同、追求公益的层面上。至于那些参政层次远低于他们的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目的,除了江湖人混迹庙堂之上的虚荣心,剩下的不过是想象中的生意上的便利。

跑来跑去,思前想后,他们知道,生意做不好,参与*政治,是没什么益处可言的。前车之鉴,就停留在并不遥远的身边。距离南存辉老家不足一百公里的小镇上,20世纪80年代活跃着一个叫叶文贵的私营企业主,20年前发黄的《人民日报》还有他商人从政,破格提拔为副区长的消息,而今,浙江私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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