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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拟议第三十五》：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拟议是一个思维程序，包括分析，归纳，判断。我们的思维是怎样进行分析？怎样进行综合？又依据什么标准去判断？可能大家对自己的思维活动和思维的功用都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天天都在用自己的心，但我们的心是怎样运动的呢？没有经过心理学，逻辑学和专门的学修并训练的人大都是不太清楚的，都会比较茫然。如果学习过逻辑学，就知道思维的运动就象先是几个字，在组成词汇，再形成句子，再连成段落，再构成一篇文章，最后就是书等等，依此类推。
但常人的思维运动大都是紊乱的，一般都不会有非常清晰和成熟的脉络。用画画来说，就是散点透视；用佛学的话来说，分为了几个部分，首先是散心位，即东一个念头西一个念头，一个思路还未想通，另一个思路又跳了出来，没有一个固定明确的走向。其后是定心位，即大家注意力比较集中，对某件事物有了较强的关注，有了较为清晰的目标，排除了其他事物的干扰，使思绪能够较为长久的运行一段距离。还有睡眠位，即大脑处于休息状态，又分为有梦睡眠和无梦睡眠。如果是有梦睡眠，那就比散心位还散，白天不敢想的敢想了，不敢做的也敢做了，诸如此类，就比较放任。而若是处在无梦睡眠，就是深度睡眠，实际还是有梦，佛教称之为刹那灭，醒来后对此不会有任何记忆或印象。最后就是禅定位，不管是哪一教派，都会讲究打坐入定，西方叫冥想，东方则称之为入定。现在能入定的是比较少的，定是极深度的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深层次的注意力的关注。于我们日常关系较多的是定心位，对事物的注意力能够相对的集中和贯穿，而要贯穿就需要一个逻辑程序，要合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对为什么是是要有足够的证据，对为什么是非也要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目标能够有所比较，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将其排斥。这个逻辑思维的走向，对是非的选择，就称之为拟议。
拟议是比较麻烦的，庄子就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庄子这段话道出了思维判断的麻烦，人的思想的确如是。人心这么复杂，社会这么复杂，宇宙万物这么复杂，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就更复杂了，这样就会使我们在决策，决断的时候感到很麻烦。但是无论怎样麻烦，只要是一个人，在做事情的人，就应该有所拟议，有所判断。这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在自己的心性上，思维上所必然的一个活动过程。
然而拟议的根基是什么？在本章中就说到：“至诚则动”，把这一切的根基都归结于至诚。在《通书》开篇中就提到：“诚，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诚无为，几善恶……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至诚则动，那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是寂然不动。然而寂然不动非不动，在《动静第十六》中就很清楚的告诉了动和静之间的关系，“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它在不动不静，或动或静之间，还包含了感而遂通，几动于彼，诚动于此，这就是至诚。动，是感而遂通的动，包含了彼此，是相互的。在《通书》中，一定要前后结合来看，来理解，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动则变”，既然动了，就会离开寂然不动的基础，就非静，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变成什么，取决于你因缘而感的是什么，它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的眼看见了一枝花，那我们的至诚和精神就是视觉；用耳朵，我们的至诚和精神就变成了声音的感受；用鼻子，那我们的至诚和精神就变成了嗅觉的感受。诚是不动的，几是无穷的，有什么样的几就会有什么样的变。尽管日理万机，但是我实际上是不动的，必须有这个我，才能处理万事万物，而有什么的几，就会产生变。眼，耳，鼻，舌，身，意，谓之六根；色，声，香，味，触，法，谓之六尘。如果离开了这六根，六尘，就不可能动。在看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到这些文字背后所包含的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理论背景，若离开了这一点，就会胡思乱想，堕入歧途。
“变则化”，我们经常都在说变化。孙悟空神通广大，七十二变化。化，应该是道教的语言，是庄子的语言。它是本质的变迁，从此物变为彼物。某物量上的增减不能称之为化，质上的改变才能是化。在这里，是指教化，这也是《通书》的主题和宗旨，是在至善的基础上，以五常对社会进行教化。回到前面所讲“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我们的至诚要在这方面动。化，要以不变应万变。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对前面所讲的有所理解后，就要通过拟议来运作。在《赵州禅师语录》中有这么一段语句：“正人行邪法，邪法亦归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归邪”。现在有些人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心里面却是男盗女娼，很多人都在冠冕堂皇的语言背后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庄子对此给予了非常深刻的批判。如果一个人有道德，而且善于变，善于化，邪法都可为你所用。就如同中药里的有毒药材，用对了则为良药，用错了就成为杀人之物。
我们在面对社会，面对人生，面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和事的时候，一定要善于拟之而后言。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有些人口无遮拦，一泻千里，给人的感受未必舒服。而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有理性的人，他的说话就一定会准确，干净，点到为止，逻辑性很强。如果我们的思维是糊涂的，那语言的表达也是糊涂的。思维是清晰的，那语言表达也是清晰的。这是心与言的同一性。心与言不同一，口是心非，肯定不是好事，但真正做到心口如一是需要相当深厚的功夫。我们在日常之中，一定要善于拟议，要善于反复思考，这个思考的背景还是离不开至诚，离不开仁﹑义﹑礼﹑智﹑信。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是智慧的体现。我们要成大事，成大业，就要善于谋事，善于决断，善于推行等一系列的运作过程。而这个过程一定要在我们能力的半径范围之内，超越了这个能力半径，就不再叫做拟议了。既然是拟议，就只能在条件，手段都能及的范围内运作，才能够成其变化。变化者，成功也。
从最高境界上来说，那些修为成就者会自然的处于“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的状态中，达到最高的身教和“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实效。不过今天很难能看到这样的圣人了。
《通书？刑第三十六》：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冶。情伪微暧，其变千状。茍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讼》卦曰：“利见大人，”以刚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狱”。以动而明也。呜呼！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通书》所包含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谈了仁﹑义﹑礼﹑智﹑信，谈到了乐等等，在这一章又将谈到刑。刑，是对过的惩罚。中国古代圣贤对过有着一番非常理性的阐述和认识的，它的法制依据是法天则地。在文中就说到：“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春生万物，夏长万物，就有了礼乐，止之以秋，就有了刑法。中国古代对那些十恶不赦，罪大恶极，危害了社会稳定和朝廷安危的人犯，才处以凌迟并立即执行，对普通犯下命案的人犯，一般都会是秋后处决，其因就在止之以秋。中国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社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将其表现在我们的政治上。
文中又进一步说：“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它把一个生命的循环，一个事物的循环，与中国特定的地理位置结合起来。一个事物生而后成，但不能过。有一句老话“老而不死谓之贼”，就如古代皇帝个个都想长生不老，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秦始皇就能长生不老，那还能有汉武吗？还能有唐宗宋祖吗？还能有各代朝政吗？若某一个皇帝长生不老，长居帝位，其子能心安吗？恐怕历史将满是弑父篡位的事了。
止，是古代对生命的认识，这是不能回避的，不能打妄想去长生不老。任何事物都有发展到极点的时候，《易经》中就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太阳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就会开始下降，月亮满月的时候就会开始月缺，人到壮年的时候就会步入老年，这是不能停止的。《易经》非常强调这个止，其艮卦就是讲止，在《通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就此论述。易经？乾卦九三爻中说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大学》中也提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