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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是脆弱的，其所经常受到的内伤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这种荣辱利害得失是非缠绕在我们的心灵，以至于迷失了自己。但是通过专门的心性修养，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就会提高自己的耐受能力，就会有静气，就会有定气，就会达到心平气和的状态。将之用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你就会始终站在优势的地位。天下就会处于中道，就会中正平和，非富裕或贫穷，它不是以物质财富的多少来进行评价，指的还是在精神层面上要达到仁﹑义﹑礼﹑智﹑信的中而已矣，其治理也就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境界，反之，天下就会大乱，人心就会大乱。大唐天宝时期，安禄山之乱，并非大唐经济贫穷，那时正经历了开元之治，正处在盛世，但奸臣当道，整个社会脱离了中正平和的轨道，全社会处于萎靡不振，昏昏噩噩的状态，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以至于因为安禄山之乱，导致了整个大唐的衰败与崩溃。而汉文帝时期，全国上下各个领域都处于穷困状态，但通过十几年的教化，却达到了天下化中，治之至也的状态。
“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什么是天地？就是生生不息。老子《道德经》中有云：“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它的责任就是生，在这生的过程中不断地生，就才会有春夏秋冬，四时轮回。《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天地。作为我们自身，如何与道相应，如何与天地之道相应。其实现在人类社会最大的真正的危机，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已经极大的威胁了人类自身存在和繁衍下去的基础。污染已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它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我们中国百分之七十的地表水都受到了污染，百分之九十的江河都受到了污染，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母亲河——黄河，出现断流，每年的流量远远不够沿河流域的使用，以至于对地下水不断超采，很多地方的地质都出现了下陷，出现了空洞。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全世界莫不如此，长此以往，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狭窄，甚至丧失生存的空间。对大自然的无度索取，就使天地不能一贯，天地就会失衡，阴阳也就会失衡，而阴阳要回复平衡，就必然会对人类做出报复，做出惩罚，最终就只有牺牲人类来达到平衡的状态。古代圣贤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明白这一点的重要性。
“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这里说的是从上古三代以后，特别是西周以后，中国就进入了时治时乱的状态，礼法不修。周惇颐先生所处的时期是北宋宋仁宗时代，算是中国自秦以来上千年时间里最为开明平和的时期，整个社会国泰民安，宋朝皇帝比较看重文治，不乱施刑法，宋太祖平定天下，杯酒释兵权后，就制订了不准乱杀大臣，并立碑明示，整个宋朝时期也就很少杀大臣，就是那些误国误民的大奸臣如秦桧﹑贾似道之流也都没有予以重刑。书院也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周惇颐也仍然批评说“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社会肯定有其阴暗的一面，腐朽的一面，整个宋朝的官员是唐朝的数倍多，但地域却只有唐朝的一半，当时还要用银两向外蕃买和平，百姓的负担过于繁重，冤假错案也是存在的，这就要为当政者指出，使当政者警惕，让社会有预警的时间，及早发现危机，解决危机，正所谓见微知著，要知几。周惇颐就是站在知几的立场上，指出了上述文中所言。现在社会中纵欲败度的事情也相当多，且由于现代技术的发达，其纵欲败度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古人的水平，大大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素质，阻碍了国家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这应该引起我们从上到下的重视。
“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有些人喜欢让自己的精神进入极端的状态，遂觉得对古人的音乐没兴趣，优柔平中，淡且和的音乐宗旨丢弃，变成妖淫愁怨，导欲增悲。若人心都陷入这个怪圈，那整个社会就会出大问题。靡靡之音盛行，百姓的的心态就不会平和，就会走极端，或情绪低落，或情绪亢奋。在古人看来，如果这样就会“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这在历史上是有着很多的例子可寻，俯仰皆是，这样下去给国家，给社会，给老百姓所带来的后果，大家都可从研究历史中看得到，这里我们就不多谈了。
乐对人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有着一种冥冥中的一股力量，是非常玄妙的，其正确与否会影响到各个层面。于是周惇颐感叹道：“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古人作乐是为了使人心回复平淡，而后人作乐却使人滋生欲望；古人之乐是为了进行教化，排除不良之气，而后人之乐却不足以教化，还助长忧怨之气，使人生暗疾，久之则伤身败命。所以乐可以使人迷，可以使人入魔，或可使人入圣贤。当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这就要求我们有所取舍，是对我们要进行道德修养的考验。乐可以为补药，也可为毒药。要如何认识，如何运用，周惇颐在这章和我们将继续谈论的后面两章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以帮助我们进行正确的选择。
题目： 《通书》第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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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乐中第十八》：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祇格，鸟兽驯。
前一讲我们就已对“乐”进行了一番论述，这里我们还将继续这个话题。音乐和人心的背离是什么？中国古代圣贤把乐作为经，与《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为儒家六经，但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失传，幸好在《礼记》中尚还有一篇《乐记》，还可让后人依此了解我们中国最早的最根本的音乐理论，并了解古代的音乐理论与人心和政务之间的关系。
在《礼记？乐记》中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是由人心的感觉而起。在自然界中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声音，庄子称之为天籁，天地间以及各种生灵的声音如鸟鸣兽吼等等，如果不依赖于人们的感觉就不能称之为音乐。他和人的情致也有很深的关系。在人与人事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人心的喜怒哀乐忧恐惊等七情六欲，会影响人心对乐的感觉，就如《礼记？乐记》中所说：“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焦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阐述了由于人心所处的不同状态会对乐产生不同的感觉和体会。
在《礼记？乐记》中又接着提到：“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古代圣贤明白乐对人心和政务的作用，知道礼乐政刑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从民心而出治道，统一民心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又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声音从人而发，音乐是人心的产物。如果天下大治，歌舞升平，乐的主题就是安而乐。若天下大乱，其主题就是怨且怒，抱怨之声多，愤怒不平之声多。向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都是以怨以怒作为音乐的主旋律。若亡国，主题就是哀以思，向《九一八》，其声哀怨，并表达出对故土的相思之情；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布满了亡国之音，因其哀怨之心太重，以至于宋太宗无法忍受，遂将其赐死。这说明了音乐与政务是相通的。其实在《礼记？乐记》中用了几千字来阐述乐，我们在这里只是选了文中开篇的几句，让大家初步的了解一下。
归结到《通书》对乐论述的三章，就我们人心而言，乐与我们的情致有很大的关系。乐有煽情的作用，也有平情的作用。比如田园音乐，教堂里唱诗班的音乐等等，听了是人心平气和，灵魂有如洗刷了一番；若是听一些节奏感强烈的歌，就会使人心为之亢奋，并牵动人心的导向。情志与动机又有很大的关系。之前我们多次都谈到了“几”，它与我们的情志有密不可分的作用。《菜根谭》有云：“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天地有和气，万物才能得以生存；人心有和气，身心才能健康向上，反之天地无和气，万物则损；人心无喜神，则人就会陷入困境，就会诸事不顺，就会伤身败体。所以我们要善于调整自己的情志，情志就是我们的心弦，心弦调好了，那我们的心神，我们的身体，乃至我们的命运都会得以改观。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身心都处于一种不良的状态，与外界事物环境格格不入，即使有钱或有权也是这样，这就是因为没能将自己的情志调理好，它不是由身外事物环境所能决定的，它是人的本心，是需要进行内心的修养。这种情志的调整往往就在我们人心的几微之处，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决定我们的人生。但是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不知道在这一点上进行修炼，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误区。我们讲心性修养，就要从根基上摆正。
实际上周惇颐在《通书》对乐进行阐述的三章，是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