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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还不足以成为管理人员权力合法性的充分依据。它们可以合理地说明企业活动，但不足以证明其权力的合法性。要维持一个自主的管理阶层、一个在为其机构服务的同时为社会和社区服务的管理阶层，则它所遵循的道德原则必须建基于企业的目的和特点之上、建基于企业本身的性质之上。
这样的原则只有一个。它是组织的目的，因而是管理人员权力的依据。这个原则是：使人的力量更有生产性。组织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作为个人和组织成员的人既能做出贡献，又能有所成就。
在人类历史上，发明出组织作为实现社会目的的一种社会工具；可能同一万年以前发明出个人的劳动分工有着同样的重要性。而作为其依据的原则却不是“个人所做的坏事能促进公众的福利”，而是“个人的力量能促进公众的福利”。这可以作为管理人员合法性的依据，作为建立权力的道德原则。
维持管理阶层的自主性，事实上即“私有性”，对社会来讲是极为必要的。它对于维持社会的自由、使社会能有成就都是极为必要的。否则，就只有采用“极权主义”结构了。在极权主义结构中，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个人、所有的组织都单调地重复相同的模式，由同一个统治集团来管理，表现出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学说、同样的正统观点。这不仅是人类精神的死亡，也是极为荒唐的。它也是人类力量的浪费、僵化和窒息。最重要的是，不是企业需要有商品和服务、资本、工作和职业等市场的自主权，即自主性机构的自主而负责的管理当局；而是经济、社会和政府本身需要有自主的管理当局和“自由企业”。（这一点，前面在第二十七章中已经指出了）
但是，在一个由各种组织构成的社会中，要有自主的管理集团，每一管理集团在它自己的领域中都是一个决策者，则要求那些管理人员，虽然是私营企业中的，但同时也知道自己是属于公众的。从他们不是从属于中央政治权力这一点来讲，他们是私营企业的。否则，中央政治权力必然会成为无法控制的专制政权。但是，管理人员从他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公开地努力把公众的需要作为他们自主性自治机构的个别机会这一点来讲，他们又是属于公众的。
以往的论战仍在进行，以往的口号仍在叫喊。但是，即使是苏联也不得不把“利润”作为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和建立“资本基金”的一种手段。任何经济，如果没有资本基金就不能存在下去，更谈不上前进了。事实上，一种完全计划化的、因而僵化的经济的利润要求必然比一种“市场经济”的利润要求大许多倍。“所有权”正在成为一个次要的问题，特别是在绝大多数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职工”日益同时成为“所有主”的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的论战和问题已不足为害。疮疤正在溃烂并有毒性。但是，十九世纪的处方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要突破以往的口号和以往的问题的束缚，就需要有管理上的成就。这首先就要求有技术统治方面的成就，要求管理人员的组织能为社会和经济做出贡献。而这些组织正是为了做出这些贡献而存在的。这些贡献就是经济货物和服务，以及用于未来的资本基金。但是，它还要求有超出当前使命之外的、超出技术统治论之外的成就，即使工作有生产性而职工有成就方面的成就，在生活质量方面的成就。但是，尤其重要的是，它必须是管理人员的作用和职能方面的成就。如果他想继续成为——而他应该继续成为一一个自主机构的管理人员，他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属于公众的人。他必须承认组织的道德责任、使个人的力量发挥生产性并取得成就的责任。
1 卢德派指十九世纪初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一译者注
1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作为军事部长所写的有关美国军队总参谋部的著作是美国的例子；艾迪克斯（Adickes）和米克尔（Micquel）作为克朗的大城市市长和部长所写的有关德国地方政府的著作是另外的例子。这两本著作都写于1900年和1910年之间。
1关于这些人及其他人，见本章附记“管理的根源及历史”；
2 管理学书籍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它们成了畅销书，如历险写的《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代》（多布尔代出版社，1964年）。甚至连对管理进行讽刺的书也成了畅销书，如罗伯特·汤森特（Robert Townsend）的《组织之上》（诺普夫出版社，1970年）。这些书虽然充满了深奥而晦涩的管理术语和管理行话（这些术语和行话在几年以前只有少数的内行人才懂得），却为广大公众所阅读。
3 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的讨论，见我写的有关通用汽车公司的著作《公司的概念》1972年版的序和跋。该书初版于1946年。
4 一位非西方的学者、日本的智慧仲值（Chie Nakane）对这点比任何西方学者都看得更清楚——就因为日本的传统不同于西方传统，而管理显然是一种西方观念。见其著作《日本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
5 德鲁克在本书中多处歪曲了中国的情况并攻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为了使读者了解其本来的思想及其发展，基本仍按原文译出，只略作删节，我们相信读者能正确地分析和批判，一译者注
1 据我所知，退给西尔士公司的商品事实上较绝大多数美国的大百货公司要少——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西尔士公司的基本政策及其表现。
2 在西尔士公司中一直有这样一种传说，亨利·福特在创建其第一个工厂以前访问了新建立的西尔士公司邮购工厂，并仔细地进行了研究。
1 乔尔·迪安：《管理经济学》（普伦蒂斯一霍尔出版社，1961年），第28页。
2 胡顿·米夫林出版社，1967年。
3 关于这一点，见彼得·德鲁克编的《在今天培养明天的企业领导人》（普伦蒂斯一霍尔出版社，1969年）一书中一位南美教育家兼工商业人士赖纳多·斯卡佩塔（Reinaldo Scarpetta）的论文：《管理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
4 可参看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西蒙·库茨内茨（Simon Kuznets）有关美国工业中资本设备投资和生产率提高之间的直接关系的仔细研究。
5关于这一点，见我的《有效的管理者》（1966年版），特别是第一章。
1新政时期指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执政后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段时间。一译者注
2 关于斯隆的工作，见他的著作《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代》（道布尔出版社，1964年）；以及我的著作《成果管理》（1964年）。
1通用汽车公司在1929年以前就从事了消费者研究助工作，但我想马克斯—斯宾塞公司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当时即使在美国汽车业中，也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一点。
1 有关实现定量化的方法，见我的《成果管理》一书及坦克尔·卡米Michael J。Kami）在《作为企业机会的企业规划》一文中提出的非常不同但很有见地的方法。该文在我编的《在目前培养未来的企业领导者》一书中。在我的《管理的实践》一书（1954年）中也列有各种创新的目标。
2 在这一问题上，诸参看约翰·蔡尔茨（John F．Childs）那本虽然高度技术性的，但却极为出色的著作《每股的收益同管理决策》（普伦带斯—霍尔出版社，1971年）。这本书可能是迄今有关大企业的财务结构和财政政策的最好的书。
3 在这个领域以及在微观经济中的最好著作，仍是德国的《经营学》一书。但在德国以外，却很少有人注意该书。
4 关于确定优先次序，见我的《有效的管理者》一书。
1关于这点，见迈克尔·卡米（Michael L Kami）的出色论文《作为企业机会的企业规划》，载于彼得·德鲁克编的《在目前准备今后的企业领导者》一书。
1 约翰·霍尔特：《自由和超越》（达顿出版社，1972年）。
2关于这点，见我的论文《关于明月的学校，我们已知道了一些什么》，载《当代心理学》，1972年6月号。
1关于达一点，见第三十三章。
2 关于这点，见我的《不连续的时期》（1969年）一书，特别是第六章“政府的弊病”。
1 什么是“管制委员会”，可能对于美国读者也需略加解释，而这种机构在美国以外一般是没有的。管制机构首先建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便对铁路和谷物转运站进行管制。管制机构的职能是使私营企业在“自然”垄断因而竞争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为公众利益而发挥作用。这些机构一般有三种职能：在某个服务领域中维持尽可能可行的竞争，保护公众免受“天然”垄断企业通过对价格和服务标准的控制而造成的剥削，限制铁路、航空公司、电力公司或广播公司这些“天然”垄断企业的收入为资本成本的“合理报酬”。这样，“管制机构”试图在不受控制的私营垄断企业和同样不受控制的政府垄断企业之间找出一条第三条道路。在联邦和各州都没有管制委员会，其成员或由政府指定（如全联邦的委员合）或由选举产生（如许多州中就是如此）。
2 令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经济学家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控制机构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刚开始时都倾向于计划和控制。他们以前的经历和背景毕竟是在大萧条时期得来的。但是，当他们从二次大战的经济控制机构中出来时，绝大多数都成了经济控制的坚决反对者，并成为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市场经济至少害处较小。
3 顺便说一下，这种蓝图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阿登纳所采用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目前日本实际上实行的“自由经济”都惊人地相似。
4 关于这点，见奥塔·锡克（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