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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等到2003年4月底，北京的“非典”疫情逐渐扩散，媒体报道著名导演谢飞不幸感染了“非典”，于是采访者推测摄制组的正常工作恐怕也会受到影响。果然，与李岩电话联系后得知一些摄制组暂时中断了拍摄工作。考虑到“非典”时期人人自危的心理，采访者决定对英达进行电话采访。经与李岩联系，表明了电话采访的意图。李岩与英达商量后，终于同意接受电话采访。
于是，在“非典”阴云笼罩下的“五一”前一天的晚上，我们的电话另一端连线到了英达在香山的家里。期待已久的与英达老师的对话，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的帮助，得以顺利进行。交谈在他的小儿子稚嫩的钢琴声的背景音乐伴奏下徐徐展开。为使谈话不受干扰，英达换了个房间，改用手机与我们对话，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们的交流很畅快，用英达的话来说“手机都烫了”，但他认真地解答了我们所有的疑问。
这次愉快的采访似乎成了一剂驱散“非典”阴云的良药。英达的幽默、机智常常令人开怀大笑，我们感受到了这位名导演、名主持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了喜剧所带给人的力量。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53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1）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
——访《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编钟诚
文/欲晓周武
采访者：《新闻周刊》在2001年10月份曾有一次让业界关注的休刊，2002年3月14日复刊。在复刊一周年2003年的3月3日，又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你能谈谈这里面的经过吗？
钟诚：《新闻周刊》是1999年9月份开始组建周刊团队，2000年新世纪的1月1日刊号出版，在2001年10月份与投资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用经济学语言说是“双方信息不对称”，最终因为种种因素停刊了，或是叫休刊了。一本出得挺好的杂志突然停了，这给2001年资本投资媒体的热潮泼了一盆冷水，也让当时热衷于资本和媒体合作的人通过《新闻周刊》这件事有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2002年3月份在中新社的支持下，3月14日《新闻周刊》复刊了。直至今天，最近在“两会”前夕，3月3日，正好是我们复刊一周年的时候，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了。《南方周末》、《21世纪环球报道》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处理当中。我从1990年开始做杂志，做了十多年，其中做《新闻周刊》四年多，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是报道别人，现在我们这一行业本身，我们这本期刊也成为传媒彼此关注的一个热点，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本人身份要有一些变化。今天我有点身份不明，名片是以前的名片。我们这本杂志三四年的时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受业界关注。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我们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不愿看到的，但是有时候必需，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一旦发生，就要有人承担一些代价、风险和责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杂志也许是个好事。
采访者：在做这期之前有没有预想到会出现什么后果？
钟诚：要预想到就不会做了，我们自认为对于中国传媒的规矩、规律还是有一些感知、感悟能力，我们希望在框架下有一些创新、有一些突破，这也是做市场化媒体的发展要求，所以在做选题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对新闻规律的把握和各个方面规定、政策、制度的要求。但是难免有时做完以后出现问题，这种事情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一年中也偶有发生。
我认为，这是中国新闻改革事业前进过程当中的波澜，既然说传媒业是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各种人、各种利益就都会聚集在这里，就会掀起一些波澜，有些人是故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这个有性质上的不同。但是，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当中，都难以避免。
采访者：是不是一开始，你就已经有冒风险的精神准备？
钟诚：对，是得有精神准备，所以开会的时候我就讲我的精神状态是八个字“白纸黑字，如履薄冰”。你写的这个你跑不了，错的就是错的，不对就是不对，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已经用你的文字表明了，事后无法再去调整和修改。“如履薄冰”就是有很多经济上的风险，政治、政策上的风险。这就是我个人从事传媒工作的一种心态吧。
采访者：对于《新闻周刊》这一波三折的历程你怎么看？
钟诚：我父母在清华大学学建筑，都是建筑师，毕业以后都参军了，到新疆修军事机场，但家在北京，所以母亲怀孕后，坐火车回北京生孩子，生完以后四十天就回去。母亲同我讲，她是从新疆坐三天三夜火车到北京把我生下来。我喜欢坐火车，喜欢在火车上睡觉，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成长的经历？在颠簸当中、在旅途当中，可能是我真正的归宿吧。
我觉得中国新闻事业，大方向上肯定是前进的。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不足以说明整个传媒的发展趋势，只能说是波澜。整体上，中国新闻事业肯定是大跨步前进的。包括这次“两会”的报道，此前发生的北大、清华爆炸案，期间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官方媒体都进行了及时报道，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这说明，在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官方态度是开放的。这种事情最先发稿的，过去是外国媒体，现在是中国自己的媒体。因此，必须看到大的趋势是往前走的，而且是主流。我想，中国传媒业还是有大发展和大机遇的。
采访者：你是否认为如果你离开总编这个位置，对《新闻周刊》是个损失？
钟诚：我在《新闻周刊》时，努力创造一种“离开谁都可以”的状态。我不想成为传媒强人。也许客观上你会形成或者带动一种思想或是一种风格，但是我们并不以此自居，并不以此为目的，不做传媒或小团体的“教师爷”，或者一个什么核心角色。比如说，这次事件发生，一个记者走了不会影响一个杂志，一个中层干部走了也不会影响一个杂志，那么一个总编、主编离开他的岗位，应该同样不会影响杂志正常发展。这样，这个杂志或媒体才是成熟的。我离岗了，但这本杂志继续出版，而且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还进一步提高。这是我所追求的职业化的理想。
采访者：你认为的职业化是怎样的？
钟诚：职业化首先就是分工，岗位要细分，流程要细分，采访者的特质要鲜明。一个有特质的采访者在细分的岗位上工作，是可以持续的，也是可以替代的。那么，最后他的产品也是可以保证质量的、可以延续的，所以我们倡导职业化。
采访者：你给自己怎样的职业定位？
钟诚：职业传媒人。作为一个传媒人，我在最慢的节奏里工作：我的基本立场是周刊，是传媒当中出版周期比较长，时效性较差的。但是，也是要求深度最强的。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创造性地服务于转型期的本土媒体。这里有几个定义。“创造性”就是不人云亦云。“服务”是一种姿态，你是要领导呢，还是要服务于你的媒体，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转型期”是我们现在处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本土媒体”就是，我们的优势在于中文，母语是中文，而且我们可能有所作为的也是中文。我们是本土媒体，这一点我特别强调。
采访者：你们追求的《新闻周刊》读者定位是什么？
钟诚：我们发行的重点，一是在机场，一是在超市，这两个地方销售都特别好。实际上，你在什么地方卖，是什么价格，销售率什么样，直接反映了你这个媒体的基本定位。我们杂志适合在机场、超市，还有在大中城市零售市场以及饭店、写字楼这些高档地方。我们的读者定位是“成长中的中产阶层”。
采访者：能具体解释一下“成长中的中产阶层”吗？
钟诚：不用“阶级”是因为这个词太敏感，而且中国目前也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阶级。阶层可能还稍微准确一点。有“成长中”这么一个定语，说明中产阶层本身也是模糊的。好多人用白领、精英等等，来描述这个阶层，但我想中产阶层更具有国际的认知度，管他叫中产阶层更合适一些。
中国现在大中城市正在崛起一个中产阶层，包括“三个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或者叫知识精英，还有就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一些干部、领导干部、高级领导干部；知识精英就是各种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在各个行业当骨干，比如说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律师、建筑师等；经济精英是指企业的领导，企业当中的经理阶层。我们的这个杂志就是为这些人量身定做的。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54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2）
采访者：你认为《新闻周刊》的成长空间有多大？
钟诚：现在我们表述发行量是十八万，但中国市场远远不止这样一个量。在一个成熟的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里，《新闻周刊》这样一个杂志应该是社会当中最主要的、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在国外中产阶层比较发达的社会，这样的杂志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只要有报摊有销售杂志的地方就能看到。
在美国，物流非常发达，杂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送到订户家里、信箱中。这种杂志订户非常多，忠诚度很高，一旦成为这个杂志的读者，那么他可能世代阅读、终生阅读，他们的子女在进入主流社会后，也开始阅读相关的或者同一本杂志。所以，我们这个杂志有很广泛的前景，如果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中产阶层茁壮成长的话，可以说《新闻周刊》将和中国的中产阶层一起成长。
采访者：你认为《新闻周刊》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有多大？
钟诚：如果说你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