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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虽然原始而单纯，但食欲的满足太低级，说白了无非是一种最频繁的自慰行为。不过谈论原始欲望也比谈论钩心斗角好玩！”
“我看中国男人总是只有欲望而缺乏情感。”女人有感而发。
“那洋人岂不更加如此？据说苏联在五十年代支援中国建设时来了很多专家，他们在中国公然追求女人的态度使中国人大为不解，就问你们老毛子怎么这么喜欢性生活，跟吃饭似的餐餐都得整。我们中国人就不这样，我们先忙革命工作。苏联人反问，我们也奇怪，你们如果不那么喜欢性生活，这几亿中国人是从哪儿整出来的呢？再肥的土，也得播种、耕耘才能长粮食啊，可能你们中国人都有特异功能吧！”
沈青青在那头笑得喘不过气来，叫他赶紧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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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节 字数：1118
战略投资者的事情陷入僵局，王晓野只能先把它搁下来。
可此时中国特色又开始发生作用了：由于省证管办的批准是上市的先决条件之一，而渤大机械是一家优质国企，省证管办为了显示对此项目的重视，决定派其综合处领导专程来公司开一次现场办公会。王晓野的老友张北凌于是终于介入渤大机械项目。
荡呢！你就别那么认真了！”王晓野劝他。
“话虽这么说，可我还是感觉荒谬！你没在国内机关长呆，哪知道中国官场的奥妙！我教你一招吧，要想升官，关键得记住一条：领导就是你的情人。把领导当情人一样伺侯，体贴入微，凡事做在前头，时间一长，领导不见你就像少了什么，如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于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下次该提拔一下了。’”
“听你一说，为官之道你比谁都明白！怎么就是在实践中没什么长进呢？”王晓野开始撩他。
“嗨！各人天赋不同啊！用你的话讲，没那根器，学都学不会，况且我也没打算学！”
“有道理！中国自古多宦官、太监当权。因为是靠献媚投机上来，个个都憋了一肚子鸟气，自然要后来人把自己伺侯得舒服，把损失夺回来。观古今仕途，多趋炎附势，看来是逼不得已，游戏规则使然。所以官场多‘老狐狸’、‘笑面虎’。但无论狐狸还是老虎都是面具，实质上都是阉人！无法勃起啊！”
“唉！此言甚善！正因吾勃起功能尚可，所以才更加痛苦啊！”张北凌笑曰。王晓野见他的心境爽了一些，就说，“那就让阉人们过他们的瘾吧，反正咱们无法想像个中被阉的美妙。阉人的快乐只有阉人才能领略啊！你既然勃起功能尚存，就把它瞄准股市吧！你如何看待国内股市坚挺与疲软的风景？”王晓野问。
张北凌不假思索地说，“有人说中国的股市像赌场，我看连赌场都不如。任何正规的赌场；除去抽头不计；赌徒间的博弈应该是零和。而股市不是赌场，本来应是一种正和的博弈，因为上市公司的经营会给投资人带来正的回报。但中国的股市连零和博弈都达不到，因为上市公司每年派的红利既低于交易佣金，又远低于其配股圈钱的金额。再加上每年巧立名目高溢价发行的大量新股，股市早就变成了股民投机与上市公司融资圈钱的‘搏儍’场所。此外；正规赌场的老板即使间接参赌；也不能随时修改规则。而我们的股市，主管部门不仅利用股民推动国企高溢价发行股票，而且连稳定的游戏规则都没有，政策可以朝令夕改；这不是连赌场都不如吗？我身处主管部门对此最清楚！这种‘搏儍’的结果，让股民铁定成为巨傻！”
张北凌一说起自己的专业来又开始慷慨激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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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十三章 海龟土鳖 （1997年9月） 字数：3395
王晓野是留学归来的“海龟”，与此对应，张北凌便成了“土鳖”，他是北大的博士，从未留洋，典型土生土长的“鳖”，但这“龟”和“鳖”却一直气味相投。所以王晓野和张北凌的每次相遇都被他们自己做成了一场精神盛宴。
王晓野以为，人们可以信奉同一个宗教，但却彼此打得一塌糊涂，因为人对教主和经典的理解大相径庭，故为此大打出手，于是同一宗教内也可派系林立，东西方的宗教皆如是。
但两个活在不同宗教和文化系统的人，只要对真理悟到一定境界，却可以谈笑甚欢，惺惺相惜。因为真理是相通的，天下的悟道之人悟到的是同一个真理，而真理也一定是开放、圆融的。真理一旦被狭隘地宗教化、仪式化，便封闭了自己，纷争便开始，战争亦由此而起。
“咱们是不是别谈中国的股市算了；越谈越憋火。少点匡济天下，多点独善其身，日子更好过。比如我吃素，搞定自己就行了，一想到每天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就偷着乐。”王晓野说。
“实际上我受你影响，平时已经以吃素为主。人们以为你吃素是因为受国外影响太大，可海归里头也没几个吃素的，你根本就是个异类！唉！顺便问问，目前回国的海归越来越多，你怎么看？”
“这说明中国开始步入杂交、优化的良性循环。出国的人想折腾的就会回来，甘于舒适生活的人就不愿回，通常男人比女人更愿意回；因为女人更喜欢舒适。也有些人在出国前已被折磨得伤痕累累，根本不愿回来。不过即使不回来的人对祖国也有贡献！至少为国内同事腾出了房子和职称，省了为此明争暗斗！”
张北凌说，“早期出国的人，几个不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记得有句话特逗，面对死不放人的单位领导，人干脆放下一切尊严说：头儿，您就只当我是个屁，把我放出去算了！”俩人都乐了！
王晓野接着说，“在纽约工作时，我的英国老板查尔斯问我对美国的感受。我说美国好像是上帝特选了让各国人来开眼和避难的，其宪法就是中国人崇尚的中庸之道的绝妙体现，‘纲举目张’里的‘纲’举了，‘目’自然张。不过美国的公路铺完了，电话装完了，政体和民生都很稳定，总之该办的事都办得差不多了，和我没太大关系。中国却正相反，到处都在修公路、盖房子、装电话、搞改革，全国就像个大工地，我怎么觉得那儿的事样样都和我有关系啊？”
“你怎么没跟他说，那儿挣钱的机会也多多了，而且你满口洋文也显得牛逼多了！中国人就崇洋媚外啊！”张北凌故意逗他。
“查尔斯一听真来了神！那时香港因为九七回归而导致股市大跌，可公司在香港有个合资企业，港方股东因为对九七回归毫无信心而决定撤资。所以公司面临三种选择：跟着一起撤、或者再找一个股东，或买下对方的股份。”
“那你给公司的结论呢？”张北凌问。
“当然是买下对方的股份。我不仅理论上如此认为，而且身体力行地要求离开美国，马上到香港工作！”
张北凌说，“我还想到美国去看看呢！最好在那儿工作几年。而你们却一个个都回来了。”
“可这一点儿也不矛盾啊！没去的接着去，去了的回来，互通有无才正常嘛！就跟那没结婚的在忙结婚，结了婚的忙离婚一样。人不就忙这么点事儿吗！”王晓野笑着说，“顺便问一下，听说你们要搞百年校庆，那你觉得该庆贺什么？”
张北凌苦笑着说，“不是说爱国主义么？据说这就是北大的传统。现在北大早就与时俱进，不仅是名牌大学，而且是一个以行政和后勤为主导的政府单位！但愿蔡元培时代的香火还没完全断掉。至少我还算个北大的种吧！你看我是不是还有点批判精神？”
“可你又有多少批判的自由呢？”王晓野说，“说到自由，其前提肯定是独立思考。可我们一生所受的教育，是无穷尽的背诵、考试和服从；所以我早已习惯了思想阳痿！法国那么自由，可萨特还说：我们和学校的惟一关系，就是砸烂它！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挺幸福的，因为我们自以为拿到文凭就成了知识分子。”
“这得看如何定义知识分子。依我看，只要失去了独立批判和创造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顶多只是个知识工匠，在市场上倒买倒卖道听途说的观念，用学到的技能谋生而已。如果只顾谋生而不追求真理，还能叫知识分子吗？比如在某一领域拼命考试，学一种老百姓不明白的规则，便成了所谓专业人士。我们现在干的就是这档子营生？”张北凌又开始尖刻。
“问题是，不这么干就没饭吃啊！法国人班达好像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表达得更有意思，他的大意是，知识分子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的，只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领域中寻找乐趣。简而言之，就是在务虚中找乐。可我一天到晚都在拼命务实，看来只能挣到知识匠人的那点实惠了。怪不得我怎么折腾也不快乐，肉欲的快乐赶不上女人，形而上的快乐又赶不上艺术家，更赶不上古人，咱们连追逐快乐的时间都没了，只剩下压抑自己和压抑别人的单调重复了，还美其名曰：务实！”王晓野开始自嘲。
“你要不是银行家，倒挺像知识分子。萨依德就把知识分子划分为‘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你业余够格，可惜不够边缘，因为你毕竟是商人，商人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其利益永远大于原则，而知识分子以追求真理为惟一目标，是永远的反对者，甚至不惜为反对而反对。”张北凌在思辨上残忍的风格依旧。
“有意思！怎么听起来像阴阳之道啊！阴阳因彼此对立才有意义，而且处于动态的平衡，如同生死一样。不过按照萨依德的定义，商人想当知识分子是没戏了，哪怕‘儒商’也没戏，因为他们的角色首先是商人，首先要获利。”
张北凌笑着说，“咱们俩一个从商，一个从政，都不敢对权势反抗，看来都没戏，还是趁早抛弃当知识分子的幻觉为妙！”
“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毕竟是少数。不过，如果知识分子是唱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