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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们就要建立国家，实现自己的天命。
可是，这种几近常识的说法其实只是个神话。在所谓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的存在。例如在奥图曼土耳其帝
国统治巴尔干半岛的时候，如今所知的各族原本就混居得相当好，对大部分农民来讲，什么“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如果不是
完全陌生的名词，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概念。当年唯一足以区分帝国臣民的概念是宗教，人们只知基督徒与穆斯林的不同。
这么说不是否定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是说它们不构成政治上有意义的区别。建立在文化与语言差异上的族群概念不是自然天生
的，或者用英国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的说法，它们不是“先在”（primordial）的。既然如此，今天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
维亚人在内的这些前南斯拉夫国民，为什么突然会如此热切地拥抱民族概念，为了本来不太重要的语言及文化的差异拼个你死我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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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历史学家赫洛奇（MiroslavHroch）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后的巴尔干民族主义复兴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情况很像。这个著名的“欧洲火药库”原来分属奥匈、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辖下，当时各个老帝国的原有体制分崩离析，很多
城市精英感到自己熟悉的政治与生活环境完全变了样，前路茫茫。正好民族主义思潮从外涌入，于是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语言文化是个可
以拥抱的东西，所以就生起了民族意识，纷纷争取建立自己的国家。
二次大战之后的南斯拉夫是个共产党政权，建立在各民族“共和”统治的基础之上，它不只巩固了几十年前突然出现的民族身份，甚
至为了方便统治而“发明”了几个新民族。但是等到柏林围墙倒下，南斯拉夫等政权一一垮台，老局面又复活了。对许多适应不了剧变的
人来讲，比起民主、自由这些外来的抽象观念，语言和文化乃至于血统要来得扎实多了。所以一度被压抑了民族身份的各个族群再度奋起，
要不是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各族的老大，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外族居住的纯净国家。
顿然迷失于礼崩乐坏之世的人民不顾一切追求稳定的认同，加上激进派政客夺取权力的野心推波助澜，就酿成了我们现在在科索沃看
见的乱象，多么吊诡又多么可悲。更令人忧心的是，政治激进派与虚妄的族群意识造成的悲剧好像不独是巴尔干的专利。
原题为“巴尔干悲剧的教训”，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3月03日
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
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在世的时候，潜伏在伊拉克的宗派冲突搞不起来呢？那当然是他强力压制的结果，但这个压制绝不能从其表面
观察，就遽下定论说是他以少数逊尼派分子打压了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
虽然萨达姆·侯赛因是逊尼派人，而他的执政社会复兴党也以逊尼派为主；但他的政府从来都不像沙地阿拉伯那样，用一套逊尼派的
宗教意识形态治国。侯赛因极力寻求的其实是一种现代民族主义。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面，型塑中东政治局势的除了传统宗教冲突断层线之外，就是受到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潮流了。从土耳其国父凯末
尔，到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再到萨达姆·侯赛因，相信的都是一种与宗教派系无关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不论信仰，只要是同一个民族，
就应该不分彼此地统一在同一个国家之内。一个伊拉克人可以是逊尼派，也可以是什叶派，但他在政治上效忠的对象只能有一个，那就是
伊拉克民族建立的这个国家。
所以萨达姆·侯赛因一方面残酷镇压想要分离独立的库尔德人，同时又紧紧控制和伊朗关系密切的什叶派，为的不是让逊尼派独大，
而是要达成他民族统一的梦想。在其任内，他大力重建巴比伦王国时期的遗址，宣扬古巴比伦的荣光，这些动作完全没有宗教色彩，就和
意大利政府推崇古罗马帝国国威一样，是大部分现代民族国家都会干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时期的伊拉克反而是比较“现代”的，是一个西方国家比较懂得应付的角色，起码大家的立足点接近。但是当
美军收拾了萨达姆·侯赛因，他的政府和整套伊拉克民族主义也就彻底崩溃了，随之冒起的则是缠扰千年，西方世界看不懂也不知如何处
理的古老宗派冲突了。
这就是美国如今陷入的泥沼的真相了，想要令什叶派和逊尼派放下成见，和平共处于一个民主政制之下，是一个千年来未曾实现过的
大计。如果美国办得到，她才真正是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强权。
原题为“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崩溃”，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01月10日
朝鲜也是一个正常国家
朝鲜核试，全球震惊。
虽然缺乏足够数据证明，但一般相信朝鲜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要挨饿过日子。即使如此，朝鲜政府还要发
展核武和维持庞大的军力，看来真是不可理喻。其实我们当能理解：对一个内外交困的政府而言，核武器乃是振奋弱者民情，长威风壮志气
的尊严工具。
自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核武器一直就是种象征的和心理上的武器，因为没有人会真正使用它，几乎连想都不敢想。为冷战
时代核武恐怖平衡奠下理论基础的谢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在《广岛的遗产》一文中析述这个禁忌的生成过程。他指出，美
军在韩战陷入危境和法军在奠边府遇困的时候，都分别有人很认真地建议使用核武，可是这些建议都不被采纳。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时代，
核武的“非常规武器”地位就更是不可动摇了。东西两大阵营制造出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武，全是为了保存第二次打击对手的威吓力，
也没想过要真正应用在战场上。即使是苏军在阿富汗陷进了泥沼，西方的分析家和媒体也没有提过苏联使用核武的可能，因为大家都相信
对方明白核武是种只能拥有不得投放的绝对禁忌。因此谢林提出了一个“怪论”：当年美苏双方在欧洲部署了大量的常规兵力，又各自投入
巨资扩充军备的举动，其实也是种“限核”行为。发展常规武装，正是为了表明限制非常规核武的决心。万一有一天真的要打仗，我们大
家也不能用原子弹，所以最好弄些精良的飞机和战车出来。
在冷战的时代，或者某些地区性的敌对情形下，核武的作用就是要发挥这种威胁的力量，然后在国家对国家的基础上冷静考量彼此可
能采取的行动，通常就会达至一个恐怖但是平衡的稳定状态。冷战之所以没有变成热战，就是因为大家都有默契，知道核武是个不可开启
的潘多拉盒子，甚至连使用它去炸开运河深挖地道都不行，怕门槛一过，就再也没有限制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愿意相信对手是正常的
理性的，和己方一样，不会随便牺牲自己国民的利益与福祉。
朝鲜的问题在于很多人都不相信它是正常的，不觉得它会遵守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当然包括关于核武的这套规则。围绕核武的禁忌与
默契，是过去60年来“正常国家”互动的结果；而朝鲜却是一个长期孤立的化外之民，它的政府怎么可能和我们一样理性？由于它的反
复，由于它的不合常理，国际社会对它也就束手无策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它要的是什么？
朝鲜到底要什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很奇怪地也是最少人去谈的问题。大家更关心如何可以使它让步，如何回到六方会谈中来；
是应该彻底中断它的外汇来源，完全经济制裁？还是全部做齐再加上军事恐吓？我们不去探讨朝鲜一直以来的真正意图，却把它当成一个
完全无法沟通，不能按常理认知的国家，又会不会引出更严重的后果呢？
假设朝鲜是个打不了交道的国家，为求自保，日本可能会加速“国家正常化”的步伐，不只把自卫队升格为军队，甚至发展核武器（其
外相麻生太郎早就公开表明有这种可能）。然后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乃告展开。另一条路就是加强施压的力道，用
更广泛的制裁和封锁去对付朝鲜。但这又会不会逼得朝鲜采取极端措施呢？
可见，基于朝鲜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假设，无论采取哪一种行动去响应当前的局面，都是有风险而且不可知的。这时候与其盲目地反
应，不如回到最基本的课题，把朝鲜当成一个有理性的国家，找出它连串行动的逻辑，找出它的真正目的。
原题为“要把朝鲜视作正常国家”，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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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问题往往只是阶级问题的伪装
从文化角度去分析时事，不只是简单的，有时候甚至还是危险的。以近日发生的法国暴乱为例，由于它在媒体上常被定位作“种族暴
动”或“移民骚乱”，所以大家就会追索下去，看看那些种族是什么种族，那些移民是哪里来的移民。一见是北非移民，有些评论家就想当然
地把它变成“伊斯兰极端主义阴影的另一次扩张”。其实只要多看几份报纸多听几个播客，就算身在香港，我们也不难发现骚乱主角之一的
年轻人并不是什么北非阿拉伯人。虽然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北非，但他们是黑人，不只对伊斯兰教没有多少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