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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而鼓掌喝采。
原题为“中国足球是个好样本”，刊于《am730》2008年08月21日
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熟悉现代中国体育史的人都知道，百年的奥运梦其实也是一个强国梦。透过参加奥运等国际赛事，中国人对内可以团结民心，把过去
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对外则能获得国际的认同，表示中国已经彻底从“闭关锁国”的状态走了出来。如果得到奖牌甚至冠
军，效果就自然更好。所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奥委会以来，政府就很积极地规划各种体育项目的发展，以夺金为目的。
但是在这投入多产出高的浩大工程里，田径始终是一个难言的隐痛。虽然断续有过突出的例子，可是大家不能不承认田径确是中国体
坛的弱项。偏偏田径是块很大的领域，而且常被认为是最具奥运传统色彩的经典项目。假如中国运动员在这么重要又这么基础的赛事上表
现优异，那才说明中国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
所以同样是金牌，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得到的那一块却分外耀目；他是现代中国挺进体坛圣域的突破口。问题是中国以前也曾出过田
径金牌，刘翔又有什么特别？凭什么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又为什么能造成如今那么多人的创伤呢？
那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冠军运动员，还是当代新中国的一张脸孔。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从前中国运动员的性格总是模糊不
清的，败了固然低首饮泣，胜了竟也不见兴奋若狂的举动，表现自我的话更不敢多说。刘翔很不同，那一年当大家看到他打破世界纪录时，
不单单看一个冲破红线的运动员，还看见他是何等骄傲地对着镜头说：“中国有我，亚洲有我。”
除了飞扬的一面，他还很稚气地向着电视机的观众说：“妈，你看见了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是中国新生代的代言人了。改革开放
三十年之后，新一代中国人不再是过去老外常说的“蓝蚂蚁”，而是一个个个性鲜明敢笑敢怒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一张口就是“感谢党和国家
的栽培……”而是声色俱在地高喊“我赢了！”
刘翔更幸运（或者更不幸）的地方是他碰到了中国市场化的新领地。在21世纪以前，体育明星同时是商业宠儿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征
服中国；到了2004年，却是东风已在，又欠火把了。姚明和刘翔等人拜此大潮所赐，他们的形象无孔不入地渗进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因此，一百一十米跨栏运动员刘翔变成了北京奥运的中国大使，几千人里负担最重的一个。他这个人的笑容和个性，就在这巨大的形象投
射里渐渐渺小……
原题为“谁是刘翔”，刊于《am730》2008年08月22日
浮躁：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台或电视的清谈节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原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
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
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假如你只是抱着满腹的宏论，却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就
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难免予人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乱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许有错，也许需要检视自己的信念；除非我们坚持自以为是的正确要比共认的真理还伟大，否则带着耳朵去参与对
话就是一次检验自我的好机会了。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在他的经典《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
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觉察是件
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读文本固如是；与他人对话恐怕更当如是。
因为在央视上讲清史而闻名的阎崇年先生前几天被人掴了两巴掌。那是一场作品签售会，一位年轻男子排队走向正在为读者签名的阎
先生，然后发难出手。据目击者说，当时还有人在现场大叫“汉奸”，看来是针对阎先生种种为清朝辩护的言论。那位年轻人的朋友后来解
释他揍人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和阎崇年平等辩论的机会。
我不想参与评价清廷的史学争论，也暂且不谈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对不对（那位青年后来遭到重罚），我甚至很能体会那种由于欠缺
交流机会而生起的沮丧与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与言谈对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
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因为对话和辩
论总是有来有往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还是他的响应被人觉得不够正面？）。我只知道这是
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
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
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的
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在
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里看见一句令我不满的话，忘记剩下那部分吧，我要写一篇两万字的回应来批判它。我为什么要耐着性子看完那篇东西
呢？我为什么要深入甚至同情地理会它的真正含义呢？它只不过是我用来表达自己的机会和借口罢了。
个性被压抑够了，因此“个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
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清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原题为“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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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话：老百姓的真心话
河南陕县支建煤矿事故在全国电视观众眼前成了一场感人的奇迹。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矿难次数最频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矿难生还者
最少的国家，而这一回，被困井下75小时的69名矿工竟能被全数救出，怎能说不是奇迹？又怎能不叫人感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救援部
门的人性处理，每一位被救上地面的工人都立刻给黑布蒙上了双眼，以防他们那长时间处于黑暗中的眼睛一时受不了日光的刺激。
然而再看下去，我却看到了一个令人错愕的场面。话说最后一位被救出来的矿工，在众多高官的簇拥下，竟然在还罩着黑布条的情况
下对着镜头直喊：“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感谢河南省政府！感谢全国人民！”
从我这个未经训练的香港人的角度看来，这句话简直完全违反了人性的常理。为什么？因为一个正常人被困在矿井底下三天，不知前
路是生还是死，突然被人救出来之后，不是激动无语，就是忙着喊爹喊娘问候妻小吧？他怎么可能第一句话就是先行拜谢党中央呢？而且
他这四个感谢不仅不漏一个对象，还从党中央谢到全国人民，次序严整得无懈可击，完全不像一个刚刚逃出生天的灾民。
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有两种可能。可能之一是在我们还没看到他的时候，早已有人先在镜头背后指导过他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指
导员可真是要回去好好接受再教育。要知道今天不只党中央执政为民，就连各级媒体也都努力来贴近平民，中国的受众已经习惯了一套很
人性化的认知世界的方法。所以相信不只是我，任何人对于获救矿工的第一表现也都有了既定的预期；假如那名矿工的表现不符大家预料
中的“人性”，多半就会被人怀疑中间是否别有不自然的内情。换了是我去当新闻公关或者镜前表现指导，我不仅不准他“四个感谢”，还要
逼他先和母亲说声好，叫她老人家别挂心呢。
可能之二是当地所有人员都很真诚地让获救矿工们自说自话，绝不横加干涉，但这名矿工偏偏就是打从心底谢了出来。若是如此，情
形就更不妙了。从好的角度看，这还可以说是中国特色，毕竟举目全球，灾民获救第一句话不是挂在心上的家人，也不是谢谢直接救他出
来的工作人员，而是很宏观很有深度地感谢政府中枢与全国人民的，恐怕就只有中国人了。
要是从不好的角度看，那就说明我们的救灾新闻已经形成了一套感恩戴德的报道模式，一套很不与国际接轨的模式。全世界的新闻机
构处理天灾人祸，都把重点放在灾害之痛灾情之险，以求刺激起受众的关注和同情。虽然也有对救援感谢的时候，例如“9·11”事件就出了
不少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