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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拍摄了约4万本。为了充分开发利用这笔宝贵财富，新影正在筹划建立专门放映纪录片的影院，并在电视台开设历史频道。与此同时，新影还将眼光转向未来，在选材方面更有前瞻性，比如在中国申奥成功不久即决定拍摄一部名为《奔向2008》的纪录片，通过追踪拍摄的方法记录北京普通市民为迎接奥运付出的努力。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纪录片工作者将获得越来越先进的记录手段，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拍摄纪录片。
中国纪录电影在多元化格局中结束了第一个百年的辉煌，开始了第二个百年的历程。为了创造更大的辉煌，纪录片工作者既要继承以往的经验，又要记取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借用老一辈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刘德源先生的一段话（见《纪录电影的反顾与取向》，载《电影艺术》杂志1988年第11期）作为本文的结束：“教训使我们痛切地认识到纪录电影失去的品格，正是它需要张扬个性和自主判断的能力。纪录电影事业是一个社会良知系统，它不能不参与对社会的评价和判断，不能不为正义和进步的事业、为人民乃至人类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呼声。工具论是弱化独立思考的羁绊。为此，要真正把握纪录电影的特牲，使之不被歪曲和误解，必须强化纪录电影的独立参与意识和批判精神，这才是纪录电影创作的价值取向。”
谈论纪录片及其历史的困难在于对象的模糊性：什么是纪录片？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的界限何在？虽然电影史上每个时期都有人试图定义纪录片，但是至今尚未出现一个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定义。在早期的电影史上，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国理论家约翰·格里尔逊曾经宣称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这个定义其实也可以用来定义故事片甚至所有艺术形式。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电影理论界占据统治地位的纪录片定义是“非虚构的电影”（港台译作“非剧情片”），八十年代以来这个定义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在近年来的电影理论研究领域，美国理论家比尔·尼克尔斯提出了“所有电影都是纪录片”的论断，如果这是一个完美的论断，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所有电影都是故事片”。
不论从前和以后的理论家怎样定义纪录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纪录片是一个与故事片相对的概念，纪录与虚构的关系问题贯穿于百余年来的世界纪录电影史。虽然纪录与虚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但是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纪录与虚构之间只存在相互对立的关系，而忽视甚至无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事实上，包括中国电影工作者在内的许多电影工作者很早就打破纪录与虚构的界限，创造了辉煌的电影杰作。故事片因采用纪录手法而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纪录片因借鉴虚构手段而有利于揭示事物的真相。此外，纪录片是一个既宽泛又狭隘的概念。按照格里尔逊的说法，虽然“我们把所有根据自然素材制作的电影都归入纪录片的范畴”，但是 “纪录片这个称谓只应留给高层次的影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