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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诚的文史学主张“辨章学术、考竟源流”。他在“言情达志，敷陈讽
谕”（同上）八字上看出韵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颇能指出诸子源流的一部
分消息。他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研究诸子的最有成绩者，为清初传山学术传统
的优秀继承者。
学诚在他的书中引证孟荀墨庄法名诸家的言论甚多，认为他们都是和六
经一样地公言其理而非私意，这就不但打破了中古以来异端和正宗的区别，
而且打破了孟子继承孔子的谬说。他说：
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然自颜、曾、赐、商，所由不能一
辙。再传而后，荀卿言“礼”，孟子长于“诗”“书”，或疏或密，
途径不同，而同归于道也。。。徇于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
奴入主，交相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同上卷二“文史通义”
内篇二“博约下”）
除开他的所谓“圣门”的束缚以外，在这里他是坚持着客观的分析态度
的，而与从来道统之论是相反的。故他积极地主张，“学必求其心得，业必
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
变通久。”（同上）这样，他在客观上便给了“道”学家们以严厉的教训。
学诚既然以为战国诸子是在学术自由的“道公”而“学私”之下多方面
发展的，那么，他的理论就在客观上反对了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之下的学术定
于一尊。他说：
道同而术异者，韩非有“解老”、“喻老”之书，列子有“杨
朱”之篇，墨者述晏婴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术同而
趣异者，子张难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说，张仪破苏秦之纵，宗
旨不殊，而所主互异者也。（“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
四“说林”）
他这样地说明了战国诸子在古代的共和制度之下，由于百家争鸣，产生
了光浑的文化果实。他基此得出一个结论，即学术是人类的共同事业，是“凡
庶圣贤”所都能做的事业，这里，“凡庶”的提法，是具有人民性的，他说：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无论凡庶圣贤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
易其不能，则所求者，可以无弗得也。（同上）
渥洼之驹，可以负百钧而致千里；合两渥洼之力，终不可致二
千里，言乎绝学孤诣，性灵独至，纵有偏阙，非人所得而助也。两
渥洼驹，不可致二千里；合两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负二百钧而各致
千里；言乎鸿裁绝业，各效所长，纵有抵牾，非人所得而私据也。
（同上）
学诚虽以“著述专于战国”，是因“道术将为天下裂”（我们以为这时
所以有裂，是在于以地域为单位的国民阶级出现之故），但他仅就文字进化
上推求文化的发展。他说：
上古淳质，文字无多，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后人因以定
其名，别彻前后而皆以是为主义焉。（同上卷一“文史通义”内篇
一“易教中”）
他因此说明，诗之流别所以盛于战国，即因为人类文字“取象”的进步。
他说：
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诗”，则无
以言也。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
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
可上九天，鬼情可查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
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
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同上“易教”下）
学诚对于史法的源流演变，也有他的见解。他以为，史法创始于“尚书”，
而发展为“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他说：
宪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史学亦复类此。“尚书”
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
密矣。“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
类别区分，为益密矣。（同上“书教”下）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
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适书分类例，以搜逸
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
（同上）他在这里以简明语句，断定史法或体裁的流变，是历史的进步。更
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族史转为类例”（同上）。“尚书”“春秋”是
古代的宗法家族史，“史记”“汉书”则渐入于中古的类例。这其间变他的
原因在哪里呢？他说是因为时代不得不然之“推步”。所谓“推步”指历法
的科学研究，因此，他在这里表现出，历史编纂学的进步，也好像自然科学，
愈到后来愈比前人更有成就。这虽然仅限于抽象的理论形式的比拟，而具体
的历史理论还不能说出来，但这是进步的思想。
学诚对于中古史书有不少的批评，如说：
“尚书”圆而神，。。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
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
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
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
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
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
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
下经纶，不能纲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
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
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
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
内篇一“书教”下）
他批判后世的史家都是肤浅的作者，但也并不抹杂他们的著作，所谓“作
者甚浅，而观者甚深”（同上），也可就其纂辑，以通其流变。他把中古庸
俗的史书，当做重复朝代更替的记载，没有史识以为之通变，这些书只有当
做一堆材料，“待后人论定可矣”。他说：
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
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
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
于专门著作之伦乎？（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
所以，他以为，中古时代的史书大都是些“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
刺”（同上），平平稳稳，无过无咎。谁个敢为“义则窃取”（同上）之心
裁，敢于冒不韪来承担“异端”之名呢？于是他痛斥：“史文等于科举之程
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同上）然而通过中古历史，在正
统学术支配之下，也不断地出现“异端”的思想，虽则说是要遭受统治阶级
的罪罚的。他又说：
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于古人，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
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猵狙见冠服，
不与龁决毁裂，至于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
（同上）
他所遭受的境遇正是这样，所以语气间颇含有义愤，他接着说出他的主
张来：
嗟呼！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
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
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
足而竞于文，。。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
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同上）
我们重视学诚的批判的精神，他说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
必有祥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
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同上），就是他自己的主张。他是抱负着
解放中古教条的志愿的史学家！
章学诚以为司马迁班固以后，别识心裁，流为文与事的两途，“事即后
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辞章家之所重也”（同上“申 郑”）。从这两
点，他批评当世辞章家如方苞：“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
间，拾前人之遗，此论于学术，则可附于不贤识小之例”（同上卷六“文史
通义”内篇六“答问”）。他评论当世考据家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
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
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
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
者矣！”（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书朱陆篇后”）
最后，学诚历史理论有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如费密论学术流变，还元于
人类质性的变化。他重视个性的发展之有助于学术的成就，是有其时代意义
的。在当时说来，他的话是有进步性的。他说：
是尧舜而非桀纣，尊孔孟而拒杨墨，。。求其所以为言者，宗
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于宾筵，闻者以谓肄业及之也，或曰
宜若无罪焉，然而子莫于焉执中，乡愿于焉无刺也！惠子曰：“走
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情则异。”观斯人之所
言，其为走之东欤？逐之东欤？（“章氏遗书”卷三“文史通义”
内篇三”质性”）
束缚在中古小天地的学术，其表现确有这样的情况。因此，他说个性在
古代（如他所举的庄屈时代）是可能发展的，而后世（如他所举的言性天的
时代）则是不能发展的。他说：
人秉中和之气以生，则为聪明睿智，毗阴毗阳，是宜刚克柔克，
所以贵学问也。。。孔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