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则亦弗思而已矣！（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
这种史论虽然是一种循环论，但显明地是对于汉学风气而发的，因为他
开头即云“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清初学者并没有把义理、文辞和学
问分家。即以博雅如顾炎武，也不过以考证为手段，而他所重视的是经世致
用。炎武所谓“理学即经学”的主旨，是有所谓“当世之务”的前提的，这
和乾嘉学者的经学来比较，的确是两个东西，不容混同。以经学挽救理学的
空谈是一会事，而以经学只限于训诂名物又是一会事，手段并不就是目的。
学诚把手段叫做“功力”。他说：
王伯厚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
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
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惧执
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
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
也。（“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博约”中）
学诚在“文史通义”“假年”篇，更明白攻击着汉学空气。他首先设喻
说“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
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最后他竟以“妖孽”二字痛斥汉学了。（注意：
他之痛斥汉学，并不基于扶宋学，同时他也接受反宋学的传统，所谓“取其
所以精”，因此，他是在正途上，而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歧路上是相
反的。）他说：
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
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
尚，尧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今
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于五百焉，幸而不
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同上卷六“文史通义”内篇
六“假年”）
他更有两段明白的议论，因忌戒为怀，都编于“外篇”。他说：
或曰，联文而后成辞，属辞而后著义，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
而诵也。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
故生当古学失传之后，六书七音，天性自有所长，则当以专门为业，
否则粗通大义而不凿，转可不甚谬乎古人，而五经显指，未尝遂云
霾而日食也。（同上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说文字原课本书后”）
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离经
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
也。（同上卷十三“校雠通义”外篇“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
第一段话，是对于“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之说而发的。第二段话，
更说到在六经之外去求道，也未尝不可。学诚把汉学最基本的知识——音韵
学，作为少数专家之业看待，而认为离经的诸子并不是叛道的，指出他们也
有“精微神妙”的见解。这样近代文化史学家的大胆言论，是继承清初学者
的优良的传统精神的。
学诚以“立言之士，以意为宗”，在“文史通义”“辨似”篇针对了文
章家、考据家有以下的批判：
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
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一步
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托舍舟车者为同调焉，
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
志，毕竟与孔门一贯不似）。（同上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
这段话有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批评汉学永远在资舟车的旅途中，不知
有其目的地，更不知知识“自在性”与“自为性”的发展，即是所谓“博涉
既深，将超记诵”。另一面批评宋学永远站在此岸而遥视彼岸，不用舟车的
工具而想冥造出目的地的景象。王夫之的知识论在这一点上有丰富的内容。
学诚虽未引证过夫之的话，但含 有夫之时代的遗绪。
然而学诚的文史之学毕竟在当时的汉学封锁中不能成为显学，而且到了
晚年他也只得变通一些自己的主张，和汉学妥协，故修志一事便成了他的主
要工作（虽然他争修志的义例），在修志的樊篱里埋没了他的天才的发展。
他虽竭力辨解真学伪学，但也不能不说，“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与不遇听
乎天”了（“章氏遗书”卷六“文史通义”内篇六“感遇”）。他更进一步
说明其中的原因：
圣贤岂必远于人情哉？君子固穷，枉尺直寻，羞同诡御，非争
礼节，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后之学术曲而难。学术虽当，
犹未能用，必有用其学术之学术，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
未责其当否，先责其工拙。学术当而趋避不工，见摈于当时；工于
遇而执持不当，见讥于后世。沟壑之患逼于前，而工拙之效驱于后。
呜呼，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且
显晦，时也；穷通，命也。才之生于天者有所独，而学之成于人者
有所优，一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亦势也。
（同上）
皮锡瑞引“四库提要”对于二千年经学得失的评语，解释说：“琐者，
国朝汉学也。‘提要’之作，当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之时，其繁称博引，
间有如汉人三万言说‘粤若稽古’者。”（“经学历史”）由理学的烦琐到
考证的烦琐，其烦琐的对象不同，而拘束个性的独立发展，则殊无二致。学
诚就在这个时候出来挽持风气，主张“以意为宗”“全其所自得”。他的代
表作“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二书，即自命是颇“乖时人好恶”的（见
前引）。我们仔细研究以上二书的内容，“文史通义”略当今日的文化史，
“校雠通义”则当今日的学术史。他说：
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
又不能一言一动，处处自作注解，以使后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
舌，以待后生掎摭之时，出而与之质辨。惟有升天入地，一听后起
之魏伯起尔！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设身处地，又当何
如？。。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
皆不能不驳正古人。。。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
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同上卷七“文史通义”外篇一“与孙渊
如观察论学十规”）
“古人有未见之事理”这句话，在当时经学支配的世界是有力的抗议。
故在他看来，宗许宗郑，都是一种自我的束缚；因为对于古人的差谬，今人
是可以批评的。他对于戴震的“郑学齐记”有一篇“书后”，其中说：
戴君说经，不尽主郑氏说，而其与任幼植书，则戒以轻畔康成。
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约学者于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当
墨守师说。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群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
见前人之说之不可以据，于是始得古人大体，而进窥天地之纯。故
学于郑，而不敢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
世之学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犹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
言矣。愚者循名记数，不敢稍失，犹可谅其愚也；黠者不复需学，
但袭成说，以谓吾有所受者也。
盖折衷诸儒，郑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郑学，即不劳施为，
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
者之什一二矣，而犹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贼也。（同上卷八“文
史通义”外篇二）
这可见他怎样地注重“自得”，而厌弃因袭了。他以为所谓“师说”，
不过是“自得”之桥梁罢了。这是他著书的出发点。他说“文史之争义例，
校雠之辨源流”，在他处又说：“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
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今更
就学诚所著两书，分别评述于下：
一、“文史通义”之近于历史学，虽被近人所指出过，但“文史通义”
之更近于文化史以及“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不能混同并提，却仍应加
以研究。在这里，我们要首先弄清楚才是。学诚说：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
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章氏遗书”“外
编”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序”）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
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同上卷九“家书”二）他的史识、史学、
史法是指什么呢？而史意又是指什么呢？这些在他的学说中都有特别的意
义，不可以随便看过。
学诚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史所贵者义也，
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
练其事。（同上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他更具体地说明义、事、
文三者。他说：
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
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
由此看来，他所指的史事，为典章名物之考据。
史识，又是什么呢？学诚曾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又说：
郑樵稍有志乎求义，。。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
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同上）
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