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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同上，八○——
八二页）
胡适的这种胡扯，显然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相反，完全是由他的主
观来凭空编制起来的荒谬理论，其企图是拿实用主义来歪曲戴震；而且，他
想拿戴震思想的民族形式装上杜威的反动哲学，以对抗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我们可以从下列儿点来批判他。
第一、清初大儒不仅是破坏者，而主要是建设者。以王夫之而论，他的
宇宙论、认识论、历史学、人类性论，其烂然卓识，超过前人。然而胡适，
就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位大师。颜元的哲学规模，不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没落思
想实用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旧唯物论。
在客观的历史意义上讲，颜元是科学世界的预言者，其见识是戴震所不
及的。例如从知识的实践检证方面而论，戴震走了颜元弟子李塨重知轻行的
路线，用强调“由词以通道”的方法，否定了真理的标准，流于书本上的洞
察。这一点，胡适反推崇为唯智主义，硬说它合于哲学的知识论。
第二、清初学者的学说，是丰富的，是多面的。他们（除颜元外）固然
依据考据学，从社会、历史、人性、宇宙各方面批评理学（虽然在形式上犹
留门户之见），然他们是更深入地探究知识的，比专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
术是更宏远的。清初哲学并不是经过考证之学才产生出来，倒是康熙以后的
专门考据之学，不但淹没了清初大师多方面人格的发展，而且由避难所的苟
安思想逐渐成为章学诚所谓风气之敝。戴震的哲学一方面在方法上固然借重
于汉学的考证，而另一方面在体系上却表现得异常矛盾。
第三、无论是哲学也好，一般的学术也好，我们认为十七世纪的成就是
伟大的，并不是清代中叶（十八世纪）的准备基础。反之，乾嘉时代的哲学
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限度的发展）。这
一点，梁启超、胡适都把历史颠倒了。因此，戴震哲学就不是“新哲学的建
设”或“哲学的中兴”，而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对清初哲学的继承。他的哲
学正在“由词以通道”，而最浅薄的地方也在“由词以通道”；长处是由文
字的考证寻出些哲学的意义，而短处也因形式文字的束缚，没有“发展”的
观点，没有“实践”的观点，没有勇敢追寻历史前途的精神。
第四、清初学者阔步地广寻世界、人生，而乾嘉学者则规规拒矩地局限
于古字古句。清初学者们的哲学以唯物论的因素为他们中间共通的学说内
容。而乾嘉时代的戴震哲学在当时除章学诚了解外，并未成为支配的学说，
没有起着社会影响，因而历史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并且戴震的学说也还是以
经学为其主要内容，如学诚所说：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注泛览
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
兼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
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
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
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敛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
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睢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
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
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
实无殊。（“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然而后来学诚也悟戴震“由词以通道”之过火，说不能“以此概人”
（同上卷二十九“又与正甫论文”）。
梁启超论“孟子字义疏证”说：
此书盖百余年来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然而论清
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
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
（“清代学术概论”，七○页）梁启超说戴震哲学的反响，未曾支配时
代，这话颇是。但他说清代学派运动的道理就大错而特错了。梁、胡在这里
虽然都认为清代学术全盛时代在乾嘉二朝，但他们的说法也是不同的。梁以
考据学为全盛时代的意义，而胡则以考据学和实用主义的结会为其含义。二
说尽管不同，而唯心主义地误断历史则是相同的。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是
不能作为清代哲学的建设去评价的，仅能说是清初学说运动狭隘化以后的一
种复兴的先导，而它的唯物论的因素，也不是如方东树在“汉学商兑”里的
批驳所能埋没的。
钱穆对于戴震学术与惠栋学术的相承相接、戴震思想的前后转变、戴震
学术之以考覈为义理之源，作了大量的烦琐考证，以反对胡适的看法。但他
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第一、他反驳戴震批评宋儒之人性论，是依据着封建思想的术道态度。
例如戴震解性命之说，纯系他自己的独见，和王夫之解性命之说不与孔孟一
致，是相同的（自然他在这一点上没有夫之的深刻），而适合不适合于孔孟
的思想，或近似不近似于荀子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关系。即使与荀子较近，
与孟子较远，又有什么异端之害？然而钱穆重视戴震的这些地方，大为程朱
辩护。
第二、他引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里的话，反对戴震论性之说（“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三六三页）。按朱氏这段话实批判不倒戴震，难道朱熹
明说的“圣人教人千言万语，只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话，不应该指斥么？
朱嘉的这类话，在颜元的“朱子语类评”中更此戴震反对得深刻。章炳麟把
颜戴并称起来，他说戴震理欲不相外之说，比程朱的二元论更高明，是的确
的。至于钱穆硬说王夫之与戴震相同，他一再举夫之之识所以超于戴震者，
在于夫之说：“入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君子存之，则小人去之矣，不言小人
而言庶民，害不在小人而在庶民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
壁立万仞，止争一线。”（“俟解”）这更胡说得远了。要知道古人学术中，
糟粕是不免的，而提粹取精，是后人研究者之事。夫之庶民与禽兽之比正是
被其阶级所限制的说法。我们现在怎能依据他的庶民＝禽兽的认识来蔑弃他
的理论的精粹部分呢？夫之当日饱尝民族压迫的忧患，却不能同情于季自成
之农民起义，这是由于他的阶级地位的限制使然。钱穆举此说夫之之识超于
戴震，那不惟是无知胡言，而且也诬蔑了夫之。
以上可见钱穆把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轻轻抹杀了。唯心主义的主观成见
是没有不曲解历史的。他甚至举出戴震在四库馆盗窃图书，以炫夸自己的发
见。事若诚有之，乃贤者之玷，但这能否认戴震的学问淹博么？他又举章炳
麟论戴震之文，把炳麟“取其排程朱，。。谓东原著书特发愤于清廷之酷淫”，
说成了“皆一时权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五九页）。其实这并
非权言，正炳麟的真认识。反之，他把炳麟评戴震“欲当即理，乃逮政之言，
非饬身之典”，推为旨言。其实这都是炳麟的哲学思想中的缺点。如果逮政
与饬身相分离，哲学就真成了不可思议的天理之学了，哪里有不受实际检证
的真理呢？炳麟之论对的，钱穆权变其说；炳麟之论不对的，却反说是真理。
这种故意贬斥戴震以歪曲历史的唯心主义的胡说，和大捧戴震的胡适，同是
错误的！其区别仅在于胡适的观点是反动的大资产阶级观点，而钱穆的是反
动的封建主义的卫道观点，他们在评价戴震的历史地位的时候，各依据自己
的阶级度见，来把戴震或抬高或抑低罢了。
第十二章 汪中的思想
第一节 汪中的治学态度及其复兴诸子的观点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生于清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四年），卒于乾
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他出身于贫寒之家，少为书佣，研究经史
百家，卓然成家。以“广陵对”与“哀盐船文”，闻名于世。当时学者多称
道他才识的高卓，同时也认为他“凌轹时辈”，为人所不容。阮元在“容甫
小传”说：
。。容夫雄于文，熔铸汉唐，成一家言，。。尤精史学，自言
深于“春秋”。生平多谐谑，凌轹时辈，人以故短之。然钱大听、
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未尝不极口推崇。尝为顾炎武、胡渭、
梅文鼎、阁若璩、惠栋、戴震作六君子颂，足见其谦己乐善也。（“淮
海英灵集”）
刘台拱“容甫先生遗诗题辞”说：
钩贯经史，熔铸汉唐，闳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
王念孙说：
余为训诂文字声音之学，而容甫讨论经史，榷然疏发，絜其纲
维。。。容甫才卓识高，片言只字，皆当为世宝之。。。自元明以
来，说经者多病凿空，而矫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为文老虑袭欧曾
王苏之迹，而志乎古者又貌为奇傀而俞失其真。
今读“述学”内外篇，可谓卓尔不群矣。。。其贯穿于经史诸
子之书，而流衍于豪素，揆厥所元，抑亦酝酿者厚矣，若其为人，
孝于亲，笃于朋友，疾恶如仇，而乐道入善，盖出于天性使然，视
世之习熟时务而依阿淟涊者何如也？（“述学叙”）
王引之说：
先生于六经子史以及词章金石之学，罔不综览，乃博考三代典
礼至于文字训诂名物象数。。。识议超卓，论者谓唐以下所未有。
为文根柢经史，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
然成一家言。性质直不饰容止，疾当时所为阴阳拘忌释老神怪之
说，斥之不遗馀力，而遇一行之美，一文一诗之善，则称之不置。
（“述学”附录“行状”）
以上诸家对于汪中的意见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