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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于中国农村公社的残余以及北方落后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加强了列宁所
指的“这种身分性的地主”阶级的制度。列宁说：“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底
龐杂性，是在阻碍着经济的发展，身分的体制（旁点系我所加。——引者）
是在妨碍着商业的流转，旧的土地占有制与新的经营底不相适应，是在产生
着尖锐的矛盾。”（“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土地问题”，见“列宁文集”，
第三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八0 页。）因此，身分的体制之下的豪
族地主，成了中国历史上被斥责的对象。他们和皇族地主是矛盾的，但也是
妥协的，其间斗争和联合的形式，各代也有些不同。这所谓联合的形式，是
和马克思所指的近代“自耕农民的自由小土地所有制形态”（“资本论”，
第三卷，一0 五三页）对立的。历代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也是从这里出发。
二、开元、天宝至明代，土地国有制采取了对劳动力的经济的经营方式
（庄园），以适应土地大量开发以后的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口已经具有熟练
劳动技术的发展。所谓皇田、官田、皇庄、官庄，历经唐、宋、元、明一直
在集中，至明代则变本加厉，“州郡之内，官田十居其三”，苏淞官田更为
集中。这是一方面。此外，因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增进，中唐以
后，在皇族地主与豪族地主之外，产生了土地私有制的庶族地主，史称寒族
或素族，即半身分的地主。这样的地主，在宋、明以来有迅速发展的趋势。
因此，唐代如牛李党争，如杨炎、元载和刘晏、卢杞的党争，宋代如王安石
新党和旧党的党争，都应从庶族地主和豪族地主的矛盾的背景去说明，他们
和皇族地主相配合成为三角斗争的形势。如果说杨炎不以身分为别而以“贪
富为差”的两税制开始结束了前一阶段的国家地租形态的租谓制的剥削形
式，则明代的“一条鞭”法开始结束了后一阶段的国家地租形态的二税制的
剥削形式，并适应历史的发展，转向具有在最大限度上减轻封建依存的财产
税形式的新的剥削制度。到了清代，“更名田”的办法，“滋生人丁，永不
加赋”的办法，“摊丁入地”的办法，更贯彻了“一条鞭”法的精神。一方
面，给予土地私有制以一定的刺激作用（“大清会典”说：“前明分给各藩
之地，国朝编入所在州县，与民田一体给民为业，日更名田”），另一方面，
更明确了财产税的性质。
三、明中叶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是适应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特别
是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及赣水流域的广大的三角地区（“明会要”引“明
政统宗”说：“嘉靖元年八月令广东江西货物纳税，自北而南者于南安，自
南而北者于南雄”）。这和列宁论俄国的情况是相似的：“土地占有的非身
分性是在增长着。。。因之，农民日益分化出了一种社会分子，他们转变为
土地私有者了。这是一般的事实。以后在分析农民经济时，我们一定要揭开
产生这种分化的社会经济机构。现在我们须要确切地确定，俄国土地私有制
底发展，即在于由身分性之转变为非身分性。”（旁点系我所加。——引者）
（“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土地问题”，载“列宁文集”，第三册，人民出版
社一九五四年版，三——四页。）列宁所说的这种变化的本身就表示资本主
义经营的倾向。在俄国十九世纪，据列宁的分析，“贵族封建的或贵族底农
奴的地产，还继续包含着全部私有土地底一大部分，但是发展的倾向，却是
明显地走向资产阶级的土地占有制的创立。。。用钱买得的私有土地，则在
增加着。土地底权力日渐衰微，而货币底权力则日在增长着。土地日益捲入
于商业流通中了”（同上，四页）。在中国的十六、十七世纪起，虽然没有
俄国十九世纪末期的这样变化程度，但性质上是相类似的。一方面，土地皇
族所有的集中情况，如上文所指出，是空前的，但这集中是依靠了“监督”
来实行的。另一方面，私有土地也在迅速地发展着，过去豪族地主已经在土
地商业化的过程中受了一定的打击。皇族大地主与土地私有主的斗争也日益
尖锐，这就反映了皇族的土地独占和土地商业化的矛盾。
关于土地私有的发展以及经营地主的势力，在明代特别是在明末，史料
的记载是很多的。例如叶梦珠辑“阅世编”卷一“田产”说到非身分性的“有
心计之家”的私有情况：“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逐有一户而连数万亩，
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亦田产之一变也。”朱国桢“涌幢小品”
说到非身分性的白手起家的私有情况：“余目所经见，（吴江）二十里内有
起白手致万金者两家，此水利筑堤所以当讲也。”汪道崑“太函集”说到非
身分性的居士的财产私有情况）“吴处士。。三年而聚，三年而穰，居二十
年，居士自致巨万，。。庶儿埒都君云。”顾炎武“日知录”卷十，曾拿汉、
唐时代的情况和明代的情况相比较，以汉代的豪族地主相当于明代经营“分
租”的地主，唐代的兼并之家相当于明代“包租”的经营地主，来说明私有
土地的发展。史料上常见地主经营的方式，甚至“穷天极地而尽入”，以达
到“赀日益”的目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三引天启诏，“各省开垦
水田，往往既垦成熟，被势豪或经管地主混占告夺”。
土地商业化或私有化就是“一条鞭”法施行的物质条件。这个法典式的
总结，正显示出嘉靖至万历时代财产关系的变化。在这时候，官田实际上已
经变相地成为经营地主的民田了。同书卷二十三引“武进县志”说：“嘉靖
二十三年，无锡。。并官民田地均为三则，吾邑亦仿而效之。。。目税为
粮，。。一概均于民田，。。将朝廷入官之田无价而白与顽民，将原额所纳
之租无辜而重害平 民。。。（万历后期）。。以田随户，以户领田，户既
可以那移（即业主之姓名，因田卖买而变），而田即因之变乱。母依乎子，
变动不拘，官民肥瘠高圩山落存于籍者，。。名是而实非。”由这里可以看
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客观趋势。实际上，万历十年的鱼鳞册，已经看出了反
映土地私有制的情况，那就是“业主之姓名随之，年月卖买，则年有开注，
人虽变迁不一，田则一定不移，是之谓以田为母，以人为子”。所谓“以田
为母，以人为子”，“母依乎子，变动不拘”，即是指土地财产的变迁，完
全以所有者的人户登记为原则了。
不但官田如此，豪强地主的土地也在变化，同书说：
（嘉靖中常州）富家之败，宕子急于售产，不暇推取，久之而
推者无所归，。。久之而纳者不知其下自困。。。延至万历初，势
穷当变。（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三）
财产的等级分类不以身分为差别，而以所有的多寡为差别，同书说：
正德中，。。（常州）富民巧为规避，人户消是参错，多有产
去差存者，讼牒纷纷，官民病焉。嘉靖元年。。以家货富大及丁田
居上者为上户，丁田数少家道颇可者为中户，丁田消乏者为下户。
（同上）
又引唐顺之与玉仪书，表示出赋役的变革是适应财产的转移，其中说到
嘉靖时“吾田已卖之某人，而某人宜顶吾差，。。卖主以虚名编差可以无乱
乎定差之籍，新买主以实力顶差可以无累乎鬻田之人。”（同上）
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
嘉靖中。。官田与民田犹自角立。嘉靖末则以官田民田并言
之，无复差别，。。盖又法之变而加密者也。（同上）
引“上元县志”：
嘉靖中，（官民田）均为一斗五升。。。其更佃实同鬻田，第
契券则书承佃而已。。。
正嘉以来，事日增，役日繁。。。买者卖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
以各就其所利。于是民田减价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并于细户者日益
甚。。。维时一条编法已行于数省矣。
隆庆中，。。计以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自认为己业，实与 民
田无异。而粮则多寡悬殊，差别有无互异。于是，。。官民悉用扒
平，粮差悉取一则，革现年之法为条编。（顾炎武：“天下郡国利
病书”卷十四）
史称“一条鞭”法的优点，是因了租赋则例纷繁，不得不改为“官民一
则”。其实问题在于“私相典卖”。上书说到：
初官田粮重，民间白佃以输公赋（租）而已。久之贫人贪餽，
改则以利鬻，富者得业，准劝以就轻。加以豪富隐漏，胥吏奸诡，
驯致兼并者安享膏腴，逋逃者哀鸣中泽，税粮虧额，里甲包赔。。。
嘉靖壬子，。。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强者田必有赋，贫而
弱者粮无虚赔。。。第惜当时。。仍滋欺隐，兼以官民均为一则（即
指条编的先声），恩怨卒成二途。（同上卷三十二）
不但官田已经由宫而民，屯田也由军而民，变化甚大。上书说到：
嘉靖中，屯田御史张监，以原额屯田多为豪强兼并（按上文言，
屯田可“私相典卖”），。。佃买之田，概充募军承领之数，。。
军民互讦，追夺纷纭。（同上）
滁州的情况是“屯军。。好出游服买，不治农。。。甚者。。阴受民货，
逐私买卖。”“泗州志”“屯田”条：“卫所之占种，旗军之复侵、盗卖。”
又说：
泗人毋论大小人户，专以买种屯田为利，取其价之廉也。而一买之后，
视之不啻若世业。然开垦修筑，殚力经营，若将谓生且息于其中，子孙可永
保而无失也。豪军旁伺，一见臂腴，不借口于同伍之绝业，则驾言于顶差之
额也，公然争夺。。。不敢显言曰买，而必托为佃种以自解。（顾炎武：“天
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四）有一种城市居民中的新发户，叫做“寄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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