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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所以昧乎羲文孔孟之传者也。（“易通释”卷五“性情才”）
他在这里反对了宋儒把性和欲二者间看作有绝对的鸿沟，而主张性和情
为相对的动静，相互转化的一致，这是进步的理论。但他的通情、穷欲以至
尽性之说，则是由均衡论所派生的折中训和论，比之戴震的人性论是一种更
调和妥协的论调。这里，在人类性的绝对概念上也涂上了商业交易世界的往
来相通或动静相合的色彩。他的“易”学正是“通”乎商业的神了。后来改
良主义者谭嗣同的商业资本主义思想曾引用了焦循的数理思想，在哲学上也
有交易理论，焦循就成为戊戌稚新时代的先行者了。
第三节 焦循的相对主义思想和他的抗议精神
焦循的形式主义的均衡论，既在世界观上形成了“通乎天下 （商业世界）
之志”的说法，在治学方法上也引申为通贯的论点，从而批判当时汉学的考
据。
焦循的代表作“易通释”、“论语通释”，都探取通贯之意。在这一点
上，他是戴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的“论语通释”一书，即是依据戴震的
治学方法，仿照“孟子字义疏证”而作的。他说：
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说者分别汉
学宋学，以义理归之宋。宋之义理诚详于汉，然训诂明乃能识羲文
周孔之义理。宋之义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
定为孔子之义理也。（“雕菰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学士书”）
他虽然从明训诂为识义理的必要学问，而且他的“易学”三书与“孟子
正义”都首重训诂，但他已经感觉到乾嘉之学“其弊也琐”，不主张把学问
拘执于传注了。他区分治学方法有五种：
一、通核：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
理。人之所蔽，独得其同。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慊
其衷。其弊也，自师成见，亡其所宗。
二、据守：据守者，信古最深，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不求
于心，固守其说，一字句不敢议，绝浮游之空论，卫古学之遗传。
其弊也，跼蹐狭隘，曲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
三、校讎：校讎者，六经传注，各有师授，传写有譌，义蕴乃
晦，鸠集众本，互相纠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意删易，往往改
者之误，失其本真。
四、摭拾：摭拾者，其书已亡，间存他籍，采而聚之，如断圭
碎壁，补苴成卷，虽不獲全，可以窥半。是学也，功力至繁，取资
甚便，不知鉴别，以贋为真，亦其弊矣。
五、业缀：业缀者，博览广稽，随有心獲，或者订一字，或辨
证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渊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
顾全文，信此屈彼，故集义所生，非由义袭，道听途说，所宜戒也。
（以上皆见“雕菰集”卷八“辨学”）
在这五者中，“通核”是治学的主脑。而焦循对于这五者的说明，则无
异是对于当时经学的总评价。这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焦循列此书于“读
书三十二赞”之中），都有清算乾嘉汉学的宏图。其不同的地方在于，章学
诚所说的“义指”，还原于六经皆史，而焦循所说的“贯通”则还原于比例
引申的形式理论。
焦循的时代，已到了嘉庆年间，这时的学术已爻临子个性之再自觉的关
头。清初学者的自党，从世界天文算学（随着基督教的侵入而带来的）丰富
了近代的思维方法；嘉庆以后清代学者的再自觉，即从西洋民权、法治（随
着鸦片的侵入而带来的）丰富了近代的思维方法。前者是缓慢的，后者是烈
性的。亚洲古老帝国的秘密因资本主义的侵入而揭穿了，其震世惊俗，比黄
宗羲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更甚。这是后来公羊学派大做荒唐迷梦的原因。
焦循晚年著作距鸦片战争仅有二十年，他和魏源、翼自珍有一段相同的时代，
故他提出了“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的命题，要清算汉学，并要求“天下之
知觉自我始”。这和宋儒毫无相同之点，而是包含着和今文学家相同的时代
自觉的。他批评了“考据”学风，暗示出古文经学的结束。他所持的道理如
下：
第一、他重视个性的性灵，反对考据之学。他说：“自周秦以至于汉，
均谓之学，。。无所谓考据也。。。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
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彙而通之，拆而辨之，求其训诂，
核其制度，明其道义，。。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
著书立言者之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同上卷十三“与孙渊如
观察论考据著作书”）因此，他以为“证之以实”，还要“运之于虚”。虚
之义，即他的形式主义的“易”理。他说：
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欺通。前之弊，患
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能运之于虚，庶几学经
之道也。乃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循。。反复辨此名
目之非。（同上“与刘端临教论书”）
第二、他重视贯通，反对执一。他说：“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作
述无等差，各当其时而已。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觉而已先觉，因从所先知
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
之者，自我而损益之，。。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孔子。。非不
作也，时不必作也。。。宋元以来，。。皆自以为魏孔子，而甲诋乙为异端，
乙斥甲为杨墨，。。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同上卷七“述难”二）他把
真理看为相对的。依据这一理论，他以为各人有各人的时代思维“圣人之道
日新而不已，譬诸天度，愈久而愈精，各竭其聪明才智，以造于微，以所知
者著焉。”（同上“述难”一）
焦循的这种精神在于摈斥主观的中古独断，客观上想在商业世界得出“悉
乎万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他说：
“不善医者，先具一病，以拟其人。。，或县一不切之药，以
泛应千百人之病。。。善医者，能各審其人之病，而无我之心，则
必于阴阳表里虚实之故，骨空经脉营卫度数之理，全石水火飞潜草
木之性，无一物不深索而穷究，不名一物，而无物不明。。。学者
述人，必先究悉乎万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条理缕
析分别，不窒不泥，然后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长。”（同上“述
难”五）
据此，他反对当时的所谓汉学。“学者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惟汉是求，
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傅注，往往扦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
也。。。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或知其言之
足微，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
乎其为汉学者也”！（“雕菰集”“述难”四）严格讲来，焦循是主张作而
不述的。他所指的“述”，实在是他的外貌。他的哲学是错误的均衡论，但
他由数理的比例引申却表现出他的交易世界观。同样的，他对“易经”的考
据表现出许多错误的解释，但他却穿上羲文周孔的外裳而讲说自己的主观的
性灵知觉。他主张以经文为主，以子、史、算理等学为辅，彙而通之，析而
辨之：实在讲来，他是从经文为外观，以子、史、算理等学为内容，彙通辩
析他的均衡论，进而讲说他的社会思想。他说：
近之学者，以考据名家，断以汉学。。。其同一汉儒也，则以
许叔重、郑康成为断，据其一说，以废众说。荀子所谓“持之有故”，
持即据之谓也。。。“。。宁道孔颜误，讳言服郑非”，然则服郑
之外皆屏之矣。服郑之外皆屏之，则仍两汉譊譊之习（即上言两汉
各执其一）。盖必据郑以屏其余，与必别有所据以屏郑，皆据也，
皆非圣人一贯忠恕之指也。班固论帮子曰：“九家之说，螽出并作，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未
引下文相反相成之语）。。。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
舍短取长，可以通万方之略。”然则九流诸子，各有所辰，屏而外
之，何如择而取之，况其同为说经淫之言乎？（“论语通释”“释
据”）以上的话，表面上是反对据守，实际上是破除一尊的成见，
这颇受汪中“荀子通论”与“墨子序”的影响（他的“读书三十二
赞”，列“逃学”一书），在当时是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的。他所
“择而取之”的 形式数理，依他所引的班固的话，不过是“阴阳
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此其所长也”。但他竟取其所辰，还原而“通万方之略”，引申而
说六经之旨。他的相对而折中的哲学，在理论上虽然必求其合于经
典，但是在理想上则不必求其合于经典。因此，“攻乎异端”一条，
便成为他解释“论语”的要旨。班固所谓“相灭相生，相反相成”
的道理，被他所一再引据，这是他通“易”的先决问题，也是他通
理的先决问题，故这里我们把他的“攻乎异端”之说，首先介绍出
东。
焦循的思想，一方面是“通”于理的抽象体系，另一方面又是“通”于
认识论的形式逻辑。他在清代既然欲清算当时的治学方法，则他的思想中心
便不得不提出他自己认定的圆“通”的方法论。他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一章，在各书中互见者多处。他训“攻”为攻错之攻，攻乎异端即云与异端
诸学相互切磋摩错。训已为止，即谓不执一端。如果能相互切磋，则悖害便
止绝了。他说：
皇侃以异端为诸子百家之书，邢疏仍之。“汉贤良策问”云：
“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围诗外传”
云：“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