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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高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
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
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
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
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
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
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
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
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准；而法律系的一些师
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
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
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
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
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
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
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问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
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
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
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
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
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
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
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
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
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
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垦
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
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
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刊。么时候，出
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
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号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
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
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
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
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
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
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
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
（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
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颧预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
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
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
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
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
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
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
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
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
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
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
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
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
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
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的老不争气
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的缴出棒子或
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拦路，大模大样的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
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后的
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到个中学校
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
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像。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
的清苦主活里，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
人，大学毕业出来，找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个人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
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的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到什么学术
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
月；不能出境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
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
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
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的彷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
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
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
下种。这个悲剧和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上一
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的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
导演和耕耘。十三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作所为已经肤尝身受，我要但白说，我失望透顶！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发了我的忍耐，对上一代，我提出了三点疑虑：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支出这一棒？
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支出这一棒？
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
棒支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这些疑虑对我说来，不但完全应验，并且更有“亲切感”——在我继续写文章的时候，
各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