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南口镇上建成商业街永发街，有店面16间，以其中14间捐为学校的公产。立斋和祥初、君勉对三村和南口镇的经济发展、建设和教育有很大的贡献，使三村成为梅县最富裕的农村之一。1907年，著名的爱国者、为台湾复归而奋斗的诗人丘逢甲与立斋在香港合影，题诗一首：
“祖国归航率岛民，养成豪杰共维新。他年编入文明史，此是当年领袖人。”
戊戌变法，主要内容之一是兴办新式教育。1899年，新政改革家黄遵宪回原籍梅县定居，竭力鼓吹教育，“普及民智”，以教育为“救中国之不二法门”，创设嘉应学会议所。清末民初，梅县中小学校有80％为华侨捐办。立斋兴新学，与这段历史有关，又办实业，所以丘逢甲称他是一位维新领袖人物。
祥初和君勉都曾捐款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中山先生曾在过香港时暂住君勉家，亲书“博爱”二字相赠。
君勉于1908年赴香港，在立斋和祥初开设的万通安记商号任司理，后赴日本神户任潘植我创办的得人和商号副经理。1916年，创立旅港嘉属商会，任第一任会长。1936年，又任南洋输出入商会第一届理事长。他大力捐助抗日战争。40年代初，在神户开设东明公司，又在香港、上海及梅县设南通公司，在九龙设南洋织造厂。他还热心扶植家乡青年赴印尼谋生。
塘肚村的华侨发迹稍晚一点，重要的有潘仲元（潘振纲之子）、潘万兴（潘炎寿之子）和潘添仁，都是印尼侨界领袖。仲元是印尼潘氏福利基金会主席，与苏加诺、苏哈托等人颇有交往。
20世纪初直到40年代，华侨在故乡大量建造房屋，根本改变了故乡面貌。
1897年，潘祥初在高田村东部造成一幢南华堂。不久，立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今高田村东端与寺前排村邻接处，叫做“田唇前”的地方造了一座围龙屋，有两层围屋，名为德馨堂。德馨堂形制全是传统的，但装上了从香港运来的自来水管。稍晚一点的毅成公家塾就在它西侧大约一百米。
《梅县三村》第二部分 三、海风万里故乡情（2）
从南华堂和德馨堂开始，以后的大型住宅都是华侨造的，大多称为某某庐，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华侨屋。比较重要的有钦学系十五世祥初的南华又庐（1904年）、他同父异母弟展初的承德楼（1912年）和育初的儿子焕云的很洋气的焕云楼（40年代），还有星福的伟新庐、松桂的锦冈围（均为40年代），等等。属于钦罗系的则有十五世君勉的荫华庐（1919年），十六世植我的东华庐和东华又庐（均为1919年）、宇怀的宇安庐（30年代）、季文的继曾庐（30年代）、植我的弟弟德我的德华庐（1933年），等等。塘肚村的华侨屋比较少，重要的有十五世森寿建的敦义庐（30年代）、十五世经猷和伦猷的景星围（30年代）、十五世银猷和钜猷完成的锦和庐（十四世缵珍初建于30年代）、十七世锦三的锦华庐（30年代）等等，还有一些小型的“双合杠”（又称“窄面横”）和“三杠”住宅。塘肚华侨发迹比寺前排和高田的晚，正赶上二次世界大战和1949年以后的大变，而且以前的老围龙屋比较多，所以华侨屋的规模和质量明显不如路东的，只有锦华庐和锦和庐很整齐。
华侨在南洋的开发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达到高潮，寺前排、高田和塘肚三村的建设相应地于20世纪最初的40年达到高潮，直到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打断。塘肚的发英庐，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兴建，到80年代完成，是三村最后一座围龙屋。
这一批在短短时期里由三村潘氏第十四、十五世的华侨建造的华侨屋，占三村建筑的大部分，而且是质量最好、最堂皇的部分。它们虽然仍旧保持着传统的基本形制，但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反映出封建宗法制的动摇和西方建筑的一些影响。它们祖堂的地位削弱了，供生活起居的厅堂发达起来，内部空间因此更开敞、更统一、更完整、更有层次。有一部分房屋有了楼层。出现了没有围屋的“四杠”、“五杠”式住宅，它们都有走马楼，楼上楼下空间交流，变化尤其丰富。以枕头屋代替围屋的多了起来。也有了浴室（冲凉间）和厕所，居住的舒适度大大提高了。细部有了些新手法和新形式，有了精致的小木装修，粉墙上画了彩画，梁架上饰华丽的雕刻，金碧辉煌，尤其是中堂前檐廊的卷棚轩上。
更有意义的变化是，华侨的围龙屋与早期的围龙屋有很大的本质的差别，这差别意味着客家传统的大家族制度被新的家族制度、生活观念和方式突破。早期的围龙屋，如老祖屋、兰馨堂、品一公祠等等，都是小家庭大家族聚居的大型集合式住宅，是村民附属于宗族共同体的物质表征。小家庭的生活空间不完整，几乎没有个性、独立性和私密性。它们的格局是开放的系统，可以以祖堂为中心一代又一代两间五间地陆续一层又一层地增建横屋和围屋，不断扩大。老祖屋有156间房，住70户、300多人。兰馨堂有三圈围屋。华侨屋的规模虽然也很大，如东华庐有大小12个厅、58间房，但它们是一个家庭的独立住宅，规模之大仅仅是一种传统，或是炫耀他们的成就感，并非由于实用。潘植我的东华庐和东华又庐是同年造的，潘祥初的南华又庐开工于南华堂建成之前。所以这些华侨屋的格局是一次性完成了的、封闭的，不再有可以层层生长的机制。潘祥初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了南华堂，他把房子分给几位同父异母弟弟，立了一块碑记事。碑里写道：“张公艺九世不分居，播为美谈，时局变迁，今不然矣。盖永期无分者情也，不得不分者势也。与其合之使庇父兄余荫，曷若分之，使振独立精神。”“独立精神”的振作，说明在华侨中，传统的宗族制度和相应的习俗的影响力削弱了，他们已经摆脱了对宗族共同体的依附。后来他的三个同父异母弟弟中有两个人又造了很大的新屋，一个叫承德楼（五杠），一个叫焕云楼。
虽然有重要的基本差别，华侨屋的形制仍旧是十分保守的，“谨遵祖制”的宗法社会传统仍旧束缚着他们。如果仅仅从建筑的空间布局和处理来说，华侨屋不过是把围龙屋发展得成熟了，特色更鲜明、更完全了，以致现在的一些研究者把这些时代晚近的华侨屋作为围龙屋的典型作品。
《梅县三村》第二部分 四、竹声蕉影的村落（1）
寺前排、高田、塘肚三村在梅城盆地的西部边缘，这里丘陵起伏，冈阜连绵，有许许多多小型的盆地，村落多建在盆地里。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农田，房屋都造在紧靠山脚的台地上，大致沿等高线排列，因为大多数是围龙屋，所以聚落像长长的、断断续续的串珠。
路东的寺前排和高田位于三星山的北麓，大体成一条直线在115～120米等高线间布开，从东偏南到西偏北大约长2公里。两村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面朝北方，前面是一大片农田，海拔110～112米左右。农田对面横卧着起起伏伏的一溜小高地，海拔最高140米，西半墟冈上是南口镇（旧称堡），东半围龙冈上是柚子林。从风水术上说，主峰高371米的三星山是村子的主山，农田是大明堂，围龙冈便是案山了。朝山在远处。从三星山西侧的峡谷里流出来一条河，叫渐河，大约15米宽，在农田里形成一对正反弯，风水术上叫“太极水”，向东南流去，在卧龙冈东端急转一个弯后流出小盆地，那里是“水口”，闭锁良好，合乎风水术的要求。在三星山东侧的山口，也有一条小河从葵田村流来，向北沿山脚汇到水口里去。有石拱桥横卧在离交汇点不远处。梅县夏季的主导风向是东南风，正好从东南的水口吹进来，向西直到塘肚村深处。
路西的塘肚村窝在一个三角形的小谷地里。北侧的丘阜高140米上下，是南口镇墟冈向西的延长。西南侧则是一座主峰280米的小山。聚落沿这些山丘的山脚排开，北侧的房屋朝南或南偏东，西端有两座朝西的房屋，西南侧的朝东偏北。聚落与官路形成一个边长大约750米的正三角形，上角朝向西北。它们中间的农田比较狭窄，本来与高田和寺前排的连接，但被古代的驿道、现在的公路切开。小谷地在西北角上有个豁口，冬季北风长驱直入，地理师说，这便是温姓、罗姓等早期居民不发达的原因。潘姓人在那里造了一道高高的坝，虽然并不足以挡住北风，据说因此便发达起来了。驿道以东，渐河之北，有一个圆锥形的海拔高约136米的小山丘，东麓有一溜小房子，面对一个水塘，小地名叫“塘窝里”。塘窝里以东的小地名桐树下，有锦和庐、敦义庐两幢房子，都是积河公一系后人造的。这一角现在行政上属塘肚村。
房屋紧贴山脚建造，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珍贵的农田。接着便是供水的问题，包括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塘肚村没有河流，田地的灌溉更加困难。早在明代，就有一位姓郑的人，在去兴宁的山谷里大约20里开外的地方，造了一道拦水坝，提高了水位，开盘山渠把水引到塘肚村南端，沿村东南的山麓经沙子尾向北偏西流，直注进西北方的山谷里。这条渠叫高圳，它不仅供应了塘肚居民的生活用水，而且足可自流灌溉官路以西的农田，赋予这块三角形的谷地以生命，使它成为可以生息的地方。这位姓郑的人因此被后人尊奉为“仙人”，在村西一里多远的小山丘上，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的庙旁边，给他造了一座郑仙宫。过去，村人每年年底疏浚高圳一次，事毕都要去祭祀郑仙人。宫很小，但历经世事的沧桑变化，至今修护得很好，且有香火，可见乡人对他崇敬至深。光绪《嘉应州志》卷五载：“郑仙高圳在南口堡，源出七娘峰河，沿流十余里，溉田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