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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并不绝对地认为“鬼神的绝对不存在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真理”。孔子只承认因为“生而知之”、鬼神等超出了当下实践而有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范围，因此就存疑、就少谈、就敬而远之，但并不排除其存在，以及在以后的实践而有的智慧中得到解决的可能。孔子的这种态度，比那些所谓的唯物主义者要客观的多。
那么，“生而知之”能否存在？站在纯技术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也不用借助什么鬼神。例如，哪天人类对思维的秘密最终把握了，对人类大脑记忆的秘密把握了，就完全可以使得人“生而知之”。比如对受精卵实施一些程序，把缠中说禅解释的《论语》、缠中说禅教你炒股票等等一脑儿填进去，让那小孩一出来就可以炒股票、说论语，这大概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对于类似的情况，孔子说是“上也”。“上”，并不是人等级上的区别，更不是宣扬任何天才论，这里的“者“字，也并非如同上面三人以及通常所理解的指的是“人”，把这里的“者”字当“人”解释，不过玩弄精英自以为精英的把戏。把人先验、先天地分为三六九等，是典型的胡扯。而且，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后面的“困而学之”与“困而不学”不带“者”字，难道后面就不指“人”？这里的“者”，其实只是语气词，“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只不过是四种人生的可能情况，和人的三六九等无关。主观上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就是自设其门，就是自“困”；而历史现实中，人确实有三六九等，这就是历史现实客观的“困”，是必须解之的。
显然，人的最好可能就是“生而知之”，但对于孔子来说，“生而知之”超出当下，“学而知之”才最切合当下。学，首先要对其困有所认识，更认识到去其困必假以学，因此“困而学之”，进而“学而知之”，才能以智慧解其困。“困而不学”，就会出现“民斯为下矣”。而“民斯为下矣”，也就是因为“困而不学”。没有人天生愿意落入“困而不学”的可能而不能自拔的，“困而不学”往往不是因为其惰性，而是社会的环境，特别在孔子时代，“学”被所谓的精英贵族所霸占，“困而不学”，实质是“被其困而不能学”，历史现实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三六九等，使得“民”得不到“学”的条件。孔子并不先验、抽象地谈论个体如何得到智慧的问题，个体，必须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之中，“学而知之”并不先验地适用于所有人，因为个体的现实性往往使得人只能“困而学之”，甚至“困而不学”。
在历史现实中，人必须得其“学”才能解其困。这个解其“困”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解一种客观条件制造的“困”，一个是意识形态所制造的“困”，因此“学”成为每个人的现实生存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让人“困而不能学”的社会是丑陋的、卑劣的，必须要改造之。孔子注重教育，主张“有教无类”，是与此密切相关的。所有把“困而不学”当成某种类型人的，都无法解释后面这句“民斯为下矣”，这里为什么无端多了个“民”字？上面的钱、李，就干脆把这个“民”给私吞了，不翻了，这显然不是严肃的态度，自己都搞不清楚，有什么资格出书，现在的垃圾书骗人，大多如此。而杨就更无耻了，竟然硬污蔑孔子认为“遇见困难而不学，老百姓就是这种最下等的了”，所有通过歪曲孔子而反孔的，都如此卑鄙。
圣人之道，就是把“人不知”改造成“人不愠”，而现实中，最切实的就是“学而知之”。但“人不知”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设其“困”，把人先验、先天地分为三六九等。马克思说人的全面发展，何谓全面发展？首先就要无其“困”，反对把人先验、先天地分为三六九等，无论这种分类的基于人的智力、出身、社会分工、阶级地位等等。社会分工，是 “困”；官和民，也是“困”；阶级，是“困”；智力水平，也是其“困”。在“人不知”社会里，“困”就是根本之相，有其“困”必有其“愠”，必须“不相”之，才可能把“人不知”社会改造成“人不愠”社会。而相应的社会改造，首先要把“困而不学”社会状态改造成“困而学之”的社会状态，才可能达到“学而知之”的社会状态，然后才有可能使得所有人都能全面地发展，才可能使得所有人有“生而知之”的可能，才有可能成为“人不愠”的社会。否则，即使科学上使得人可以“生而知之”了，但社会结构上的“困”也只能使得这种科学更加深社会结构之“困”，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技术科学只能是手段，要实现“人不愠”的社会，必须从改造其“困”开始。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孔子说：所有人，天生地依赖天生而有智慧，是最好的；所有人，都能自由地学习且通过学习而有智慧，是稍差的；所有人，被分为不同类别而得到不同类别的学习，是更差的。所有人，被分为不同类别而某类人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这就是民众被当成卑下的原因啊。
（待续）
《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42）（2006…12…19 11：55：41）转载 分类：文史哲学（《论语》详解）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杨伯峻：孔子说：“大概有一种自己不懂却凭空造作的人，我没有这种毛病。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多地看，全记在心里，是仅次于“生而知之”的。”
钱穆：先生说：“大概有并不知而妄自造作的吧！我则没有这等事。能多听闻，选择其善的依从它，能多见识，把来记在心，这是次一级的知了。”
李泽厚：孔子说：“有那种无知而凭空造作的人，我没有这个。多听，选择其中好的而遵行；多看而记住，这就是知的次序、过程。”
详解：本章承上几章而来，难点在于“次”字，上面和通常的解释都不对。“次”，本义是临时驻扎和住宿。在古代，军队在一处停留三宿以上叫“次”。“知之次”，直解就是智慧的临时驻扎和住宿，这里把寻求智慧的过程比喻成行军，“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就如同行军中的临时驻扎和住宿，但都不是智慧的最终目的。现实智慧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人不知”变成“人不愠”。这站在社会发展的层面是如此，站在个人修养的层面亦如此。一个“不知”的人是不可能“不愠”的，即使对于个体来说，“不愠”也是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
但智慧，如同过河之筏，没有智慧不行，以智慧为有所得、有所恃也不行。而真正有智慧的人，也不会以智慧为有所得、有所恃，更不会把智慧之皮毛、那些通常被成为知识的玩意当成有所得、有所恃。不过，在历史与现实中，都有一种叫腐儒的、现在更多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在前人尸体上啃咬，以为啃咬了几本书的书蠹也有了智慧，而且还以此以为就可以高人一等了，那就更可笑可怜了。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所谓“盖有”，就是大概存在，这和孔子对待“生而知之者”的态度是一样，不绝对地否认其存在。“不知而作之者”，就是没有智慧却凭没有智慧而有所作为的人。孔子说这种人大概会有，那究竟有没有呢？其实，现实中有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有人反驳说，那韦小宝算不算？站在知识分子或腐儒的角度，韦小宝当然只能算是流氓，怎么会有智慧？但站在另一角度，韦小宝又何尝没有智慧？在现实中，那些能成点事的人，如果不带有色眼镜，哪个不有点小聪明？当然，可以说聪明不等于智慧，但如果聪明都谈不上，就更别说什么智慧了。大智如愚，说的是其表面，而不是指其内心，更不是说表现得越愚蠢的越有智慧。所谓的正人君子爱说那些都是旁门左道，但干旁门左道的人多了去了，怎么只有少数的成功者？没有“知”，旁门左道也干不好的；而没有“知”，所谓的正道也是战胜不了旁门左道的。用苍白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为自己壮胆或忽悠别人去卖命是没用的，历史的经验却一再证明，许多先前的旁门左道最终都成了康庄大道，而所有的所谓正道，都有着旁门左道的历史，对此，正人君子又能有什么解释呢？
“我无是也”，孔子说自己不是这样的，不是“不知而作之者”那样的，那究竟怎样？“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这与上面所说的“好、敏、求”是一回事情，“多闻、多见”，就包括了“好”与“敏”，如果没有“好”，就不可能“多”，而“闻”、“见”都是有所印证的，都离不开“敏”。“择”，“识”就是“求”，识别、选择的结果就要“从之”，根据选择的采取某种办法或原则，真正的“从之”，就是从现实逻辑出发分析、解决问题，最后实现对现实以及其逻辑关系的改造与革命。必须强调的是，“善者”，不能按道德主义的角度来理解， “善者”不一定是“好人”，“好人”也不一定是“善者”，何谓“善者”？在任何方面有超过自己见识、能力的，都是“善者”。以这个角度看，世人无一不是“善者”；但没有人是全能的，没有人是所谓的上帝，任何人都有其“不善”的方面。所以要依其见解不依其人，这才是“从之”，也就是“从善者”之“善道”。
上一章说了，“学而知之”，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