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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谁想得到呀！”第二天他又沉默了，到了最后只是说：“下一次我们就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几分钟以后他就死了。
秘书的文件包括将军的全部命令、训令和通信，全部落入了敌人的手中，他们挑选了几件，把它翻成法文印了出来，证明英国人在宣战前已经具有敌意了。在这些发表的文件中，我看见几封将军写给内阁的信，信中对于我向陆军提供的巨大服务赞誉备至，并请他们注意我。大卫·休谟几年以后做了侯德福勋爵驻法公使任内的秘书，以后在昆威将军任国务大臣时，他又当了他的秘书，他也说他在国务大臣的档案中看到了布剌多克的信件，极力地推荐我。但是因为这次出征失利，人们大概认为我的协助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这些推荐对我从未发生过什么作用。
从将军本人，我只要求一个酬谢，那就是请他命令他的部下不要再征募我们的契约奴仆，已经征募的请他释放。这件事他很快地应允了，因此有几个契约奴仆，经过我的申请，重新归还他们的主人。当军权转入丹巴手中时，丹巴就不那么慷慨了。当他退却或是逃奔到费城时，我请他释放兰加斯德三个穷苦农民家的被征募的仆人，同时提醒他故将军关于这方面的命令。他向我保证，他的军队就要开到纽约去，几天之后他将在特棱吞，如果这些主人到特棱吞去看他，他在那里会把他们的仆人还给他们。于是这些农民破费了川资，不辞辛劳地到特棱吞去，到了那里他拒绝实践他的诺言，致使他们大失所望，而且所费不赀。
等到关于车辆和马匹损失的消息普遍传开以后，所有的主人都向我索取由我作保的赔偿费。他们的要求使我大伤脑筋，我告诉他们赔偿的款项已经在军需官的手中了，但是付款的命令必须来自瑟力将军，我向他们保证说我已经向瑟力将军申请赔偿，但是因为他在远处，我们不能立即得到复信，他们必须有耐心。这一番话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有的人开始向我提出诉讼了。最后瑟力将军终于使我解脱了这种可怕的处境，委派了几个委员来审查各人的要求和支付赔款。赔款总数几达两万镑之巨，如果要我赔偿，我就要破产了。
在我们接到失利的消息之前，有两位庞德医生带着募捐册来向我募捐，以便集资举办一次巨大的烟火，准备在获得我们攻下度垦堡的消息之后狂欢庆祝之用。我面孔很严肃，我说我认为当我们确实知道需要狂欢庆祝时，再来筹备也不为晚。他们好像很惊讶我没有立刻附和他们的建议。其中有一个人说：“唷！你总不会以为这个炮台打不下吧？”“我并不以为这个炮台会攻不下，但是我知道胜败颇难预测。”我就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怀疑的理由，募捐就此作罢，因此他们总算避免了一件会使他们懊丧的事。如果他们买了烟火，他们定会悔恨交加呢！以后在另一个场合，庞德医生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的凶兆感。
在布剌多克受到挫折之前，莫理斯州长不断地跟州议会纠缠不清，写了许多咨文，企图强迫州议会通过州防经费而免征业主财产，他否决了所有州议会的议案，因为它们没有豁免业主财产的条款。现在危险更大了，州防的需要也更加迫切了，所以他加紧向州议会进攻，达到目的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但是，州议会还是坚定不移，因为他们相信正义是属于他们的，如果他们让州长修改他们的财政法案，他们的权限将受到严重的侵犯。在最后一批议案中有一个议案，拨款五万镑，的确，州长只建议了修改一个字。原来的议案说：“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得课税，业主的财产亦然。”州长把“亦”改成“不”字，修改虽不多，意义却有很大的变更。我们一直把州议会对州长咨文的答复寄给我们在英国的朋友。当这个军事失利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这些朋友们就哗然指责业主不应该对他们的州长发出这样卑鄙的非正义的训令。有的甚至说他们既然破坏了他们殖民地的州防，那么他们就丧失他们对该殖民地的权益了。他们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就命令他们的岁入征收总管捐助五千镑，不论州议会通过多少州防经费。
州议会接到了这样的通知以后，就接受了这五千镑作为他们应缴捐税的代金，接着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附有免税条文，于是议案就通过了。根据这个决议，我是处理该项经费的委员之一，拨款共达六万镑。我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议案的起草工作，并积极地使它获得通过。同时，我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义勇军民兵的议案，并且很容易地使它在议会中获得通过，因为在议案中我们留意使得教友会教友可以保持自由。为了成立建立民兵所必需的团练，我写了一篇对话这篇对话和民兵法案刊登在《绅士杂志》，一七五六年二月三月号［富兰克林注］。，尽我所能地提出了一切反对这种民兵的想法，并加以答复和驳斥。这篇对话印了出来，我想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第44节：推荐对我从未发生过作用
当城市和乡村的几个连正在组织和训练的时候，我答应了州长的请求去接办我们西北部的边防，那里常有敌人出没，要我去训练团练，修建一连串的炮台来保卫当地的居民。我把这个军事任务承担下来，虽然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十分够格干这件事的。他给了我全权的委任状，给我一包空白的军官委任状，以便颁发给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人。招募民兵我倒没有什么大困难，一下子我就招募了五百六十名，由我统率。我的儿子在上次战争中是攻打加拿大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就当了我的副官，他对我很有用。印第安人已经焚毁了纳登荷（这是一个弟兄派教友居住的村落），并且屠杀了当地的居民，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建筑炮台的一个好地点。
为了向纳登荷进军，我在伯利恒集合了连队，伯利恒是弟兄派教友的主要所在地。出乎意料地我发现伯利恒的防御准备做得非常好，因为纳登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唇亡齿寒。该地主要的房屋都用栅栏防卫起来，他们从纽约购买了一些枪支和弹药，他们甚至在他们高大的石头房子的窗户与窗户之间，放置了许多铺路石，以备妇女们用来向任何企图侵入的印第安人的头部投掷。武装了起来的教友们也轮班看守，像任何驻防城市的守备队一样有条不紊地交替休息。在跟他们的主教施金堡谈话时，我提到了我感到的惊奇，因为我知道他们获得了议会的特许，豁免他们在殖民地的军役，我满以为他们是真心诚意认真地反对当兵的。他回答说反对服兵役不是他们确定的原则之一，但是在获得议会特许时，有人认为他们的信徒中有许多人是反对服兵役的。但是这一次，出乎意料地他们发现只有极少数人保留这种信仰。看来不是他们欺骗了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欺骗了州议会，但是常识和当前的危险结合起来有时候是能够克服怪僻的念头的。
就在一月初，我们着手修筑炮台了。我派遣了一个支队到密尼新克去，为了保护那个较高地区我命令他们修建一个炮台，我又派了另一个支队带着类似的使命到较低的地区去。最后我自己带着其余的部队到纳登荷去，在那里我们认为必须更迅速地修建一个炮台。那些弟兄派教友替我张罗了五辆运输马车，搬运我们的工具、粮秣、军火、行李等物。
有十一个农民被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农场上赶了出来。我们刚要从伯利恒出发时，他们跑来找我，请求发给他们火器，使得他们可以回去抢救牲口。我发给每人一枝枪和一些合用的子弹。我们还没有走几英里路，天就下起雨来了，而且整天不停。在路上也没有避雨的场所，到傍晚我们到了一个德国移民的家里，在他的堆房里我们大家紧紧地挤成一团，全身湿得像落汤鸡一样。幸亏我们在路上没有碰到敌人，因为我们的火器十分简陋，我们的士兵怎么也没法使枪机不受潮湿。印第安人能想出巧妙的办法来保持枪机干燥，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就在当天这些印第安人碰见了上面提到的十一个可怜的农民，击毙了十个。那个从虎口里逃出来的唯一幸免者说他和他同伴的枪打不出去，因为枪管给雨淋湿了。
第二天天晴了，我们就继续前进，到达了荒无人烟的纳登荷。在附近有一个锯木厂，厂旁还留着几堆木板，用这些木板我们不久就替我们自己建造些临时兵房，由于我们没有帐篷，在这样严寒的季节里修建兵房倒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第一件工作是更妥善地埋葬留在那里的尸首，在这以前乡下人只把它们早早收殓而已。
第二天上午我们替我们的炮台做了个计划，选择了台基，炮台周围共长四百五十五英尺，这就需要四百五十五根栅栏，紧密排列，每根栅栏由直径一英尺的树干制成。我们共有七十把斧头，我们立即动手伐木，因为我们的士兵是伐木能手，所以效率很高。我看到伐木的速度是如此迅速，当两个人开始砍伐一棵松树时，我就好奇地望着我的表，不出六分钟他们两人已经把它砍倒在地上了，我发现那棵树的直径有十四英寸，每棵松树可制成三根长达十八英尺的栅栏，栅栏的一端削尖。当伐木工作正在进行时，我们的其他士兵在四围挖掘了深达三英尺的壕沟，以便把栅栏插入土中。我们把马车的车身拆掉，拔掉连接前后两段辕杆的钉子，把前后轮分开，这样我们就有了十辆马车了，每辆由两匹马拖拉，把栅栏从森林运到工地。当栅栏立好以后，我们的木工在圈内沿着栅栏用木板搭了一个搭脚，离地约有六英尺高，以备人们站在上面从枪眼中向外射击。我们有一门旋转炮，装在一个角上，一经装妥我们就开炮，通知印第安人（假如他们有人在附近的话），我们有了这种装备了。这样我们的炮台，假如我们如此简陋的栅栏用得上这样雄伟的名称的话，总算在一星期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