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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们发觉他们错了，他们不该打搅我们，所以派了他们的三个酋长来道歉。发言人承认了错误，但是把错误推到甜酒身上，接着他就设法宽宥甜酒，他说：“创造万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种东西有某一用途，不管这用途是什么，那东西就应当按着这用途来使用。当神创造甜酒时，神说：‘这酒是给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执行神的旨意。”是呀！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灭这些生番，给垦殖者让出地方，那么看来很可能甜酒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它已经消灭了所有以前居住在沿海一带的部落了。
在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个好友汤麦斯·庞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用意十分良好的计划，有人说这计划是我的，但是最初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本州居民或是外地人。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个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个建议在美洲尚属创举，起初人们还不很了解它，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后他到我这儿来，恭维我说，他发现要实现一个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加就不行。他说：“因为我去向人募捐，人们常常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谈过没有？富兰克林怎么说？’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以为这件事多少有点非你所长），他们就拒绝捐款，只说他们将考虑这个计划。”我问了他这个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的解答使我感到非常满意。我不但自己捐了钱，而且热诚地计划向别人募捐。但是在向人募捐之前，我设法在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计划的文章，以便准备人们的思想。在这种事情上这原是我的一种惯例，但是他却忽略了这一步。
以后人们的捐款就比前踊跃了。但是不久捐款就越来越少了，我知道州议会若不加以援助，光靠捐款是不够的。因此我主张申请州议会津贴，接着我们就这样做了。代表乡村的议员们起初并不喜欢这个计划，他们表示异议说，这个医院只对城里人有益，因此应当完全由城里的市民出资来开办。同时他们也怀疑究竟多数市民自己是否赞成这个计划。和他们的意见正相反，我认为它受到市民普遍的欢迎，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募得两千镑的捐款。他们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是完全不能兑现的。
我的计划就是建筑在这种情形上的。我请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一个议案，按照捐款人的请求把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给与津贴若干。州议会允许或提出这一议案主要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州议会不喜欢它，就可以把它否决掉。我把重要的条款作为一个条件提出，就是说：“兹经本议会决定，当上述捐款人组织起来，选出理事和司库，募集基金若干（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供应清寒病人的伙食、看护、诊治和药剂之用），并向当时的州议会议长提出适当证明时，上述议长当依法签署通知州司库付与上述医院的司库两千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一次，作为开办修缮和装修之用。”
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获得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分文地获得慈善家的美名，他们就赞成这议案。以后，在向人募捐时，我们强调该议案中的有条件的诺言，使人更乐于捐助，因为每人的捐款将变成双倍。这样这个附带条件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因此捐款总数不久就超过了规定的必需数目，我们提出要求并获得了政府津贴，这就帮助了我们实现这一计划。不久我们建造了一所适宜而又美观的大楼。长期的经验证明这一医院是有益的，直到今日它还很兴旺。在我毕生的政治策划中，没有一桩事情的成功，照我记忆所及，在当时给我这么多的快慰，或是在事后当我想起时，能够如此容易地使我宽宥我自己曾经施行了一个小小的策略。
约在这时候，另外一个发起人，吉尔柏特·檀南特牧师，来看我，要求我帮助他募捐兴建一所新的教堂。这所教堂将归他手下的长老会教友使用，他们原先是胡飞特先生的信徒。我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过分频繁地向市民们募捐，致使他们对我不满。以后他要我提供给他一张名单，列举从经验中我认为是慷慨好赐、热心公益的人的姓名。我想在他们同情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捐了款以后，假如我倒反把他们指出来使他们受其他募捐人员的纠缠，那我就太不讲道理了。所以我也拒绝给他这样的名单。后来他要求我至少给他一些忠告。“这个我倒很愿意，”我说，“首先，我劝你先向那些你知道一定会出钱的人募捐，第二，向那些你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捐钱的人募捐，并把已经捐了钱的人的名单给他们看，最后也不要忽略那些你相信不肯出钱的人，因为其中有些人可能你会看错的。”他笑着向我道了谢，他说他愿意接受我的劝告。他倒真的这样做了，他向每一个人募捐，结果是他得到的总数比他预料的大得多。用这笔钱他就修建了拱门街的那所宏伟而又十分华丽的教堂。
第38节：吉尔柏特·檀南特牧师
虽然我们的城市规划得美观整齐，我们的街道既宽又直，并且相互交错成直角形，但是不幸的是这些街道长期未经修铺路面，每逢雨季沉重的马车轮却把它们翻掘成泥沼，使人裹足不前，在晴天则尘土飞扬，令人难以忍受。我曾经一度住在以前的泽西市场附近，当我看到市民在购买食物时跋涉污泥中的情形，颇感不安。后来在市场中央的一长条地方终于铺上了砖，所以市民们一到市场，就可以脚踏实地了，但是市场外面的街道往往泥泞不堪。我跟人讨论过这件事，我也为它写过文章，我终于使得从市场到住宅前面的砖人行道这一段街道铺上了石板。在某些时间内，这就使得人们可以不弄脏鞋子顺利地到达市场了。但是因为这条街的其他地方都未经铺路，所以每当一辆马车从泥路走上石路时，把它的泥土震动下来，堆在石板上，不久石路上也沾满了泥泞，又没有人去清除这些污泥，因为这时城里还没有清道夫哩！
经过了一番调查以后，我找到一个贫穷勤劳的人，他愿意做清道工作，每周扫街两次并把每家门前的垃圾搬走，每家每月出资六便士。接着我就写了一张传单，把它印了出来，指出这一笔小小的费用可能替邻近的人们带来的好处。例如，由人们脚上带进来的泥泞减少了，我们家里就可以比较容易弄干净了；街道清洁后，顾客更容易到店铺来，顾客增多可以增加商店的营业等；在刮风的时候，灰沙不致吹到他们的货物上去等等。我每家分发一张传单，一两天后我跑到各家去访问，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签订合同支付这六便士。各家毫无例外地都签了合同，在一个时期内这个计划进行得顺利。全市居民对于市场附近街道的清洁，因为它便利了大家，都感到很高兴。这就使得人们普遍地要求把所有街道都修铺起来，同时也使得他们更愿意为铺路而纳税。
过了一些时候，我起草了一个替费城铺路的议案，并在州议会中提了出来。这件事发生在一七五七年，刚在我去英国之前，等我离开美洲后，这议案才获得通过，当时在估定税额的方式方面做了某些变更，这些变动我认为是不好的，但通过的议案还附有关于路灯的条款，这倒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一个普通老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敦先生，曾经把一盏灯装在他门口，这样他就用实际的榜样说明了路灯的效用，人们是从他的实例中首先想到在全城各处点灯的念头的。有人把首创这一件公益事业的光荣归于我，但实在是属于那位先生的。我只是模仿了他的榜样，我只是在改进路灯的形状方面略有微功。我们的路灯跟起初我们从伦敦买来的球状路灯是不同的。这些圆形的路灯有下列缺点：空气不能从下面进去，因此烟煤不能迅速地从上面出去，烟煤只在圆球内打转，黏附在球壁上，不久就阻塞了路灯应发的光线，而且每天需要去擦拭灯罩，如果一不小心碰一下就破了，整个灯罩就变成无用了。因此我建议用四块平玻璃拼凑起来，上面装一长烟囱以便烟煤上升，灯下开裂缝以便空气进去，促进烟煤的上升。这样，灯罩就可保持干净，不至于像伦敦的路灯那样，在几小时内就变成昏暗无光了，路灯就可以不断地光明灿烂直到天明。即使偶然碰一下，一般也只敲破一块玻璃，重配也很方便。
伦敦伏克斯可花园的球状灯底下的孔洞使得灯罩干净，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伦敦市民没有想到在他们的路灯底下同样地也开几个孔。果然他们的路灯底下也有孔，但是这些孔洞是别有用途的，那就是，用麻线穿过这些孔洞悬挂下来，使得火焰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灯心。至于放入空气的用途，他们好像并没有想到，因此，路灯点了几小时以后，伦敦街上已经暗淡无光了。
提起这些改进，使我想起我在伦敦时曾向方寿节博士建议的一件事。方寿节博士是我认识的人中间最优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业的一个伟大首创者。我看到在天晴的时候，伦敦的街道是从来没有人去扫的，尘土随风飘扬，听其自然积储起来，一下雨尘土就变成了泥浆，满街泥泞，不堪涉足，除了由穷人拿着扫帚开辟出来的一条小道外，连穿越街道都不可能。这样过了几天后，人们花了很艰巨的劳动把泥浆耙起来，倒进上端敞开的马车中。但是当马车在马路上颠簸时，车身两侧会震出烂泥来，掉在路上，有时使路人感到烦恼。伦敦市民之所以不扫除街上尘土的理由据说是因为怕尘土会飞进商店和住宅的窗户。
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扫街原花不了多少时间。一天早晨，在我克雷文街寓所的门口，我看见一个穷苦的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扫帚在扫我门前的人行道，她看上去很苍白很软弱，好像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