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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本人曾说过，哲学价值的大部分在于问题本身，而不在于问题的答案。这句话用于评价罗素本人的哲学思想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他的知识论、他的摹状词理论、他的类型论都受了来自各方面的严厉批判，但他提出的问题本身，他提出要区分命题表面形式和真正的逻辑形式，要区分不同的逻辑类型等等，却整整影响一代分析哲学的发展，他是无愧是时代的巨人。
值得一提的是，与许多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哲学家不同。
罗素对中国充满着浓厚的感情。
１９２０年他应北京大学之邀，携自己的情人陶娜访问中国，当时英国政府一直对罗素的行踪加以秘密监视，并明确表示如果罗素在中国散播破坏英国政府利益的言论就应采取坚决行动，其中包括建议中国政府驱逐他出境。他的名字很快就被英国军事情报当局列入了“凶手、特务和不光彩分子”的名单中的第６名，罗素在上海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杭州之游则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给奥托琳的信中说“这个国家比意大利更古老，更富有人情味，这里风景如画，人民乐观，和蔼可亲，比任何我知道的国民都更爱笑……”在长沙他会见了当时来中国讲学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北京他对１５００名学生发表演讲，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了听讲。中国学术界对罗素的兴趣甚高，专门组织了“罗素研究社”
，发行《罗素月刊》。不巧的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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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去保定的演讲中，由于他不穿大衣而患了重感冒，等到到北京时已奄奄一息，日本的报纸误传他病死在中国，在英国的报纸上，罗素离婚的消息和他病死在中国的消息同时登出，一家宗教性报纸说，他们听到了这位反基督教的罗素已死的消息感到松了一口气。
罗素事后恢谐地说，“我想他们发现我还未死时，也会再叹一口相反的气了。”
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罗素活下来了，当时中国人告诉他，如果他真死了，中国人会在中央公园给他举行一个盛大葬礼，然后把他安葬在西湖边，并盖一座庙纪念他。
“我真有点遗憾这事竟不得实现，不然我就变成了一个神，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那该是多么有趣啊！”
——罗素如是说道。
回到英国后罗素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英帝国主义在中国》、《英国在中国的愚蠢行为》抨击包括英帝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与侵略。他还多次盛赞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勤奋好学的中国人民。在他著的《中国问题》一书中，他建议中国采用现代化生产方式来发展生产，他还提醒中国人民，应该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以防备日本的侵略势力，他同时还指出，中国老百姓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可能会有一天转化成炽热的盲信，这种盲信会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后来的历史证明，罗素所说的这一切都一一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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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回到语言的家
一、维特根斯坦：一个教人沉默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Ｌ。
Ｗｉ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９—１９５１）是罗素的学生，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罗素的老师。他在哲学圈外的名气远远无法与罗素相提并论，但在哲学圈内，他的影响之大罗素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他一生创造了两个哲学体系，而这两个体系又分别启迪了两个重要的学派。在通向分析哲学这座神秘的堂奥途中，维特根斯坦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我就是道路”。
不过，我们还是先踏上这位哲学家本人的人生之路。
维特根斯坦１８９年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当时奥地利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裁。从童年开始，他就表现出对技术和机械方面的浓厚兴趣，他的最大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工程师。
据说，他１０岁的时候就用几根木棍和几段金属线造出了一台缝纫机。
１９０８年，他入曼彻斯特大学工程实验室专门从事设计喷气发动机和推进器的工作，这其中要牵涉到大量的数学问题，于是，他开始对纯数学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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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罗素于１９０３年出版的《数学原理》一书，从书中他得知了弗雷格的名字，于是他就跑去耶拿向弗雷格当面求教，弗雷格则直接把他推荐剑桥跟罗素学习。
在罗素的回忆中，维特根斯坦经常像一头野兽在他房里踱来踱去，有一次他突然停下来对罗素说“你是否认为我是个十足的白痴？”
罗素颇为不解地反问：“为什么你想要知道？”
他的回答是：“如果我是的话，我就去当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名哲学家。”罗素倒也很坦率：“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但如果假期里你给我写一篇哲学文章，我读了后就告诉你。”
一个月后文章送到了罗素手里，罗素不无夸张地回忆道：“我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一个天才，并向他担保，他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一名飞艇驾驶员。”
老摩尔对维特根斯坦的评价也很高，他告诉罗素说，他发现维特根斯坦是课堂上唯一流露出困惑不解表情的学生。
这位困惑不解的学生不久就成了两位老师的“老师”。
罗素在一次关于逻辑原子论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就承认，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现在的朋友和“过去的学生”维特根斯坦那里“学来的”
，他开始撰写的《知识论》一书，由于维特根斯坦指出其中的要害而被迫停止了写作，以致罗素有一段时间甚至怀疑起自己是否再能从事哲学了，至于老摩尔更是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最后竟听起维特根斯坦的课来了，并一字不露做了听课的笔记。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素迅速投入了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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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而维特根斯坦则急急忙忙赶回维也纳老家，自愿地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由于他具有工程技术方面的才能，他很快就晋升到炮兵中尉军衔。他多次立功，得过各种各样的奖状。不过这一切并未使他放弃哲学思考，他的帆布背包中装着一个笔记本，每逢有什么新念头就赶忙记在上面，等到他成为俘虏而被关进意大利的战俘营里时，这些笔记已形成了书的模样。
《逻辑哲学论》就这样在战俘营中降生了。凑巧的他在剑桥的老师罗素此时也在狱中写了《数学哲学引论》一书。维特根斯坦把手稿分别寄给了弗雷格与罗素。按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说法，弗雷格似乎读不懂这本书，维特根斯坦急于寻找出版商，但一连遭到５个出版商的拒绝，最后在罗素的推荐下，才终于在１９２２年以英文出版。
罗素好心好意地为之作了序，不过维特根斯坦根本不领这份情，竟抱怨说罗素从根本上误解了他。
１９１９年维特根斯坦被意军遣送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大笔遗产分送他人，这笔财富有２０万美元之巨，即便在现在这也是不是一个小数目，结果转眼间他成了一文不名的人，以致于去见罗素的路费他都掏不起了。
于是他力劝罗素买下他留在剑桥的那些破破烂烂的家具，作为见面的路费。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中非常自负地宣称，书中所述的思想的真理性是确定而不容置疑的，“哲学问题在根本上已经最后地解决了。”
哲学对他因而也失去了吸引力。
当时的奥地利全国正在开展普及乡村教育的活动，他响应政府的号召，自愿下到山区小学任教，而且一去就是６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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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维特根斯坦上山下乡的机会，我们先看看《逻辑哲学论》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书，它只有两万余字，按照一种十进位数的编码结构加以编排。全书由七大命题组成：１。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件。
２。凡是发生的事件即事实乃是原子事实的存在。
３。
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
４。
思想是有意义的语句。
５。
语句是基本语句的真值函项。
６。
真值函项的普遍形式是［Ｐ－，ξ－（ξ－）
］。
７。
凡是不可以说的，C对它就必须沉默。
《逻辑哲学论》犹如一个乐章，７个命题实际上是整个乐章中的强音点，长短不一的句子，铿锵有力的音节，所有这一切都使人觉得维特根斯坦在故意将自己的音乐修养表现在哲学著作中。
这副乐章的主旋律乃在于表明：“凡是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那么什么是能够说的，为什么它又是能够说清楚呢？
能够说的东西是同语言、逻辑、世界相关联的东西。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每一个事实都可以被分析为一系列的原子事实，每一个原子事实最终又可被分析为一群简单对象的组合。
简单对象是逻辑原子而不是物理原子，它是不生不灭的，世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在逻辑上被分析简单对象的不同组合。
作为命题的语言就是世间事实的逻辑图式。正如画家用色彩与造型来表现世界，语言是对世界的逻辑模写，一个命题就是它所断言的事实的图式。图式说据说是维特根斯坦在大战期间的战壕中翻阅一本杂志得到的启发。杂志上说巴黎法院在裁决汽车肇事案时，常用模型来摆出事故现场，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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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肇事的汽车，那代表马路的护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