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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本人即是“愿有良知”
，“畏死的勇气”即是纳粹战士的勇气；如果海德格尔是不真诚的，那么他在《是与时间》宣讲的一通大道理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的一纸“闲话”。我们宁肯相信他是一位真诚的思想家，实际上他本人也承认自己开始是把纳粹运动当作是一种新事物，一种新的生存可能性。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是与时间》的理论体系本身发生疑问。
“畏”所启示的“无”或许不是虚无主义的，但这个无毕竟是无着落的。海德格尔给这个无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个“无”使一切常人的存有的套子崩溃了，使“本是”个别化为“本己的能是”了。然而这个“本己的能是”
既然将一切现成的价值观念统统斥为常人统治的狡计，那么任何出于本己可能性的抉断除了说它不是“非本真的”
、是常人统治的滑脱之外，也就空无内容了。这里并不是语法问题，而是真正缺乏语汇。另外，“本是”本己的可能性与其他“本是”本己的可能性能否相容换言之“本真的共是”是否可能，海德格尔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任何一个彻底反传统的激进思想家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尼采是这样，海德格尔是这样，萨特也是这样。当纳粹党人视消灭犹太人为“本己的可能性”时，海德格尔能说什么呢？
海德格尔一生都未对纳粹在二战期间的暴行发表任何评论，个中情形不能不让人深思。
当然，海德格尔后来极力申辩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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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西方哲学初步
人记住他和纳粹的关系是短暂的，战争的最后一年，他被列为完全无用的学者之列，被遣送到莱茵河对岸去控战壕。纳粹灭亡后，海德格尔被盟军剥夺了公开授课的权利。这大大刺激了一向以“畏死的勇气”召唤世人的海德格尔。他向自己的学生抱怨他的思想已被人遗忘了，他的著作也没人去读了。这时据说有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学生向他讲了一通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心筋骨……”的大道理，海德格尔听后大为感慨。而老庄的无为思想更使他受伤的心灵找到了慰藉，他有一段时间专门与这位中国学生一起研读老子《道德经》。
从此，人不再是“是”的主人，“本是”只不过是“是”
的“守护者，是”是“的”牧羊人“。
“本是”之所以能对世界有所领会，本是之所以能将领会的东西加以勾连并道出来，完全是由于“是”本身将之“抛入”这片敞开之地。人之所以能是“解蔽者”
根本上在于他首先即处在敞开的领域了，而任何解蔽的敞开都是在“遮蔽”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任何一种解蔽同时又都是一种“遮蔽”。这话说得太玄乎，打个比方，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光”照射到的东西，但光本身我们却并不能真正地看到，能见到的东西恰恰以这个不能见到的东西为前提，这里解蔽的东西相当于光所敞开的领域，神秘之遮蔽相当于光本身。
因此“自我遮蔽原本和解蔽同在，不是作为附加物，不是作为光之影，而是作为解蔽之核心。”另一方面，毕竟有光即有影，在一物敞开之时，总有另一物被遮住了，因此说每一种解蔽同时又是一种遮蔽。因此，人之解蔽是在这双重的遮蔽下进行的，人之“是”即在于“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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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９２３
者是“
，这一“让”字并不是由于人的谦让，人不得不让，实际上人本身即是被“让是”的。人之“是于世中”之“是于”原意乃指“居住”
，而居住之本意乃是“珍惜”
、“爱护”
、“保留”
、“顾惜”。人之“思”乃是“对……之思”
（Ｎａｃｈｄｅｎｋｅｎ）
，“Ｎａｃｈ”
有“在……之后”
、“紧随……”
之意，思即是追随“是”
，而不是拷问与征服“是”
，思（Ｄｅｎｋｅｎ）与感激（Ｄａｎｋｅｎ）不可分，“思感激”
，思在其最深处乃是持一种感激的态度，它感激“是”将它“抛入”
“澄明之地”。人之所以能“言说”
亦是由于人归属于“道说”
，在人言说之前，他必先学会听，他必得先倾听“是”本身“无言之道说”
、“宁静之轰鸣”。
“道说”借人之口而言说，语言言说，语言乃“是”之家，人栖居于语言所筑之家中。每朵小花都是大地绽开之秘密，每一本真之言说都是“是”本身之敞开。真正的言说必然是诗，诗乃敞开之道说。
人既然不是“是”的主人，“物”亦不是人之“工具”。
“物”原意即聚集，物之为物聚集了什么东西呢？
就拿陶壶来说吧，陶壶是一物，陶壶之为陶壶并不在于其构成质料的壁与底，而在于包容的虚空。虚空由保持和留住它所接受的东西来包容。
此虚空使得倾泻的给予成为可能。
倾泻给予了水，给予了酒。水得之于井泉，在井泉中，石头居留，而在石头中居留着黑暗沉睡之泥土，它接受天空的雨露，在井泉中居留着天空和大地的信赖。美酒酿自葡萄的果实，葡萄的枝叶承受着阳光之照耀，雨露之滋润，葡萄根吸吮大地之营养，在美酒中居留着天空和大地的信赖。在陶壶之为陶壶中，天空和大地居留着。倾泻之水解除了短暂者（人）的饥渴，在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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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饮用的赠礼中，人以自己的方式居留着；倾泻之佳酿是祭奠诸神的，在倾注奠酒的赠礼中，神圣者以自己的方式居留着。在陶壶之为陶壶中，人与神居住着。天、地、人、神共居于陶壶之中。物之为物之显现不在于“本是”的“烦”之“筹划”
，而在于短暂者之“珍惜”与“守护”。
人是“是”的仆人，是“物”的看护者。人之所以能“解蔽”
、能“思”
、能“言说”
、能让“是者”
“是”
，均出自“是”本身的天命。不可言、不可思、不可睹、不可闻之神秘遮蔽之“大道”
，远比这种或那种“是者”的敞开都要古老。
但西方人却忘了自己的仆人身份，总是执着于“那些现成可通达、可控制的东西”
，遂使“遮蔽作为基础的发生已经没于遗忘之中”。
恰恰在此遗忘之中，人类必安理得地从一己需求与目的中取得“标准”来算计、量度、强求“是”
，并错误地将自己视为“主体”
，进而成为所有“是者”的“尺度”
，“无条件的主体化”与“无条件的客体化”携手而行，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在对物进行无条件的谋划与征服中，表面看来是人之主体性之空前高扬，殊不知在深层上，人之主体性却被空前拘囚，这不仅仅指人之主体性被拘于单一的征服与控制的欲望了，不仅仅指人本身亦被这一征服与控制的欲望所征服与控制了，而且人控制物越厉害，人受物的反控制也越厉害，在欲于物者，物亦有欲之，是实乃“大错”
、乃“大殆”。在此大错中，“物”不再作为物来展现，物沦为“对象”甚至沦为“非对象性的持存物”。
“西方技术一直是一种挑畔和帝国主义”
，古代之水车一任水流之冲击，展现河流之浪花与活力，现代之大坝将大河拦腰截断，河流通过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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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３
造的口子被迫服从于水轮泵的奴役；植物群、动物群在水坝后面死气沉沉的水库中遭到摧毁；古代之风车展示了风之畅流与吹动，现代发电则将山谷河川视为能源之仓库，榨取它，用尽它，耗完它。
自然被置于人面前，人拷问它、占有它，在自然不足以满足人之际，人就再构或再造它。自然成了一个大原料库，人成了一个制造者，将万物通于自己的手下。技术的本性即是“制造”
，机器和利用机器根本不是技术本身，它只是适用于技术的手段，甚至人变成主体，自然变成客体也是技术本性的结果。人之人性与物之物性在技术制造意志统治下沦为千篇一律可在市场上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被带进一种计算的交易之中（人尽其材，物尽其用）。
“科学认识，在它自身的领域是强制性的，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它已消灭了物作为物。原子弹爆炸只是长久以来物的消灭的全部粗暴的证实中最粗暴的。”
人疏远了物，人疏远了神，人疏远了自己，最终人也疏远了“是”之大道。人已不会耐心倾听大道之无言，人已不会珍惜与守护神秘之遮蔽，人不再是“是”的邻居，人类已被连根拔起，人已处于危险之中。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
我们或许已处于转折来临之际所投下的阴影中了，然而转折何时以及如何来到都还无人能知，人类只能在企盼的思中作准备：“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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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西方哲学初步
第十二章 喧哗与骚动：存在主义的主调
存在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这里没有明晰的语言分析，没有严谨的逻辑论证，甚至也没有什么前后一致的推理。它多少带有一些调侃的色彩，当然不是那种肤浅的肥皂剧式的搞搞笑，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反讽：在别人一本正经严肃的时候，它偏要贬为“不诚”
，在别人游戏人生之际，它又要斥为“不负责”。为什么？没有理由。为什么没有理由？
因为荒诞。
存在主义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流派。在存在主义的家谱里，既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帕斯卡（Ｂ。
Ｐａｓｃａｌ）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