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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获得政权并非由于军事政变或武装革命，而是在魏玛共和国宪法架构之内由总统正式依法任命的。
不过，希特勒虽然是合法地取得政权，但他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固，兴登堡之所以要求他组阁，不过是由于纳粹党在当时国会中构成多数而已（并非大多数）。所以，他最初组成的还是一个联合内阁，其权力基础正像以前历任总理一样薄弱。但希特勒一上台就决心紧抓着政权不放手。他用各种手段把反对势力逐一打倒，使民主体制变得名存实亡。接着他又开始清党，把异己分子赶尽杀绝，这样斗争了一年多的时间，希特勒才终于巩固了他作为大独裁者的地位。
当兴登堡总统在1934年8月2日逝世时，希特勒立即宣布总统与总理两个职位合并。于是希特勒就成为国家元首并兼任最高统帅。三军全体也都向新统帅宣誓效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向其个人效忠，而并非向宪法或祖国效忠。8月19日，德国人民用公民投票方式，批准希特勒这一措施。从此，魏玛共和国成为历史上的遗迹，取而代之的为“千年不朽”的第三帝国（ThirdReich）。
在斗争夺权的同时，希特勒也积极推动德国的再武装，毫无疑问，此政策深获全国上下的拥护，它不仅满足了德国人的民族荣誉感，而且再武装也刺激经济繁荣，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准，真乃一举数得。所以，从1934年起到战争爆发时为止，希特勒的新帝国真可算是进入了黄金时代，但不幸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在外交方面，希特勒也是无往不利。1933年10月，德国宣布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4年1月，与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拆散法国在东欧的同盟体系。以后两年内，希特勒尽量争取英意两国的同情，到1936年3月，德军突然开入莱茵地区，正式撕毁凡尔赛和约。但法国却缺乏反应能力，而英国也不愿意介入，于是希特勒不战而胜，赢得其第一次冒险。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希特勒没有新的行动，到1938年，他又跃跃欲试了。这一次的箭头首先指向奥地利；3月初吞并了奥地利，几乎可以说是不曾引起任何强烈反对。于是情势急转直下，希特勒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即为捷克。他利用捷克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来作为行动的借口。
捷克问题远比奥地利问题复杂，不但引起其他国家的干涉，而且劳动了大英帝国首相的大驾，更使希特勒有受宠若惊之感。最后的结局即为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MunichConference）的召开。在英法意三国协调之下，把所谓“苏台德区”（Sudeten）割让给德国。照正常的想法，慕尼黑协定应该算是德国的一大胜利，但希特勒的想法并非如此。在当时以及事后，他曾一再表示这是其一生事业中的最大挫折。这一事实的确令人有一点莫测高深，所以，很值得深入研究分析。
最近发现的新史料似乎可以显示希特勒之所以要利用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受迫害的谎言来作为向捷克挑衅的借口，其目的绝非只想要吞并苏台德区，甚至也不想吞并整个捷克，在希特勒看来，那都是不值得小题大做的。然则其真正目的是什么？他是想逼迫法国起而应战，并乘机将其击败，达到其大计划中的第二阶段目标。换言之，他已经决定在1938年发动对法国的战争。
希特勒之所以作这样的决定当然是有他的理由。一方面，他认为到1937年底，德国的军事准备已经完成且能够一战，同时，他也确信军人会服从他的命令。另一方面，他又认为1938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因为法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英俄两国都由于内部的问题而不会介入。所以，可以使他获得速战速决的机会。
哪知道慕尼黑会议使他陷入外交陷阱：英法两国领袖对于其无理要求竟完全接受，而墨索里尼也从旁劝说，同时，德国的高级人员也都劝他适可而止。于是希特勒在这样的气氛之下，遂不得不勉强达成四国协定，而打消在1938年发动战争的意图。
事后希特勒感到非常懊恼，他决心再也不陷入这种外交陷阱。甚至于到1945年，也就是到了他的末日时，他仍然追悔着说，他未能在1938年发动战争实为其一生的最大错误，并终于导致其一切希望的毁灭。
张伯伦的伞虽成为安抚主义的商标，但英法两国如此软弱也并非没有理由。30年代的法国是一个内部不团结、政治不安定的国家，一切政务都陷于瘫痪状态，真可谓百废待举，一事无成，就像是垂危的病人，苟延残喘而已。这样的国家当然很难希望它能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
在英国方面，诚如战史大师霍华德所指出的，英国参谋首长实为姑息主义的最大帮凶。他们力主不惜以捷克为牺牲，来替英国换取一段缓冲时间。他们对前途感到非常悲观，并认为在1938年英国根本无防空能力可言。
就整个国际情势而言，也是有助于姑息。所有大英国协约国家在此时都无意介入欧洲的战争，而在美国则正弥漫着浓厚的孤立主义气氛。苏俄的红军在惨遭斯大林血腥大清洗之后，元气大伤，在短时间之内已无作战能力。所以，张伯伦委曲求全，使战争不在1938年爆发，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亦无可厚非，并非是“姑息主义”一语所能概括。
直接导火线
慕尼黑会议虽然暂时阻止了战争在1938年发生，但是战争终将无法避免，却已成所有欧洲国家的共同认知。这也就形成一种非常危险的局势：一方面，希特勒可能已经决定他下次决不再妥协；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都在埋头准备，并暗中决定下次绝对不再让步。于是剑拔弩张，战祸遂一触即发。
当然，挑衅的人还是希特勒。不过，他对波兰的态度与对捷克完全不一样。因此，在最初阶段，他是否真的在想以波兰问题为借口而制造战争（照捷克模式再来一次）似乎不无疑问。从他执政以来，德国对波兰一直相当友好，很明显，希特勒的原意是想收波兰为其对付苏俄的帮手。1938年10月，德国还要求与波兰进行谈判，以便对双方之间某些争执作一总解决，其态度还是非常温和的。看来似乎尚无动武之意。
波兰这个国家位于德俄之间，对于双方都可能构成屏障和缓冲。假定德国决定向法国发动战争，则保留一个与它有同盟关系（甚至只是中立）的波兰，对它应是比较有利。因为有波兰隔在中间，德国自然可以比较不怕苏俄的威胁。事实上，正因为波兰不肯与德国合作，遂使希特勒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与苏俄缔结互不侵略协定），来暂时维护其后方的安全。
此时，波兰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但它既不愿与德国合作，又不愿向苏俄靠拢，而国力也不足以自保，却又坚持不改变现状，并把希望寄托在遥远而不实际的西方援助上。此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实乃自取灭亡。
1939年3月，英国向波兰作出援助的保证，这无异于在棺材上钉下最后一颗钉子。而波兰的外长贝克（JosephBeck）在一根烟还没有抽完的时间内即决定接受此种送命的保证。无怪乎李德哈特会深有所感地说：“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其决定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断而是冲动的感情，以及低级的个人考虑。”
事后看来，希特勒之所以压迫波兰表态，其目的并不是把“但泽”问题当作导火线（像苏台德区一样），而只是在作其发动对法战争之前的安全部署。直到波兰坚持不合作，才迫使他不得不改用他本来不想采取的手段，与苏俄合作。到了此时，局势遂急转直下，在德俄双方协议瓜分之下，波兰也就自然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
希特勒这样做，对于他本身而言的确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他不这样做也不行，假使波兰能逃过这一劫，则希特勒将感到无法收场，其政治威望会受到重大打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希特勒的确有一套大战略构想，也的确有发动战争的打算，并将其分为对法和对俄两个阶段实施。当然，他究竟是想在何时发动战争，则很难断言。不过，就已有的证据判断，他似乎的确是想在1938年发动战争。至于战争终于在1939年爆发，是出于故意还是偶然，则颇有争论之余地。也许我们可以套用欧阳修所说的话：“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
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39年爆发，在50余年后的今天回顾其起因，历史又能给予我们何种教训呢？
首先应说明的是，根据历史的累积经验，我们可以确信制造战争远比制造和平容易，发动战争只要单方面动武即能引起对方对抗，但缔造和平则必须经过双方面的同意。所以，和平的建立与确保并不容易，而战争的伤口却是更难愈合。
当希特勒于1933年接管政权时，欧洲还是大致太平无事的。但不过5年的时间，到1938年，战争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几乎随时都有爆发之可能。由此可以知道和平是如何脆弱，是如何难以维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而言，总算是相安无事50余年，于是西方战略家遂不免产生错觉，以为核武器的威慑能保持永久和平。此种想法不仅天真而且也不切实际。据估计，在1986年，也就是联合国的“和平年”（YearofPeace），全世界就有500万战斗员在41个国家中从事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所以，任何国家都必须把国家安全列为第一优先的考虑，万不可对和平存有任何幻想。
历史显示，个人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假使没有希特勒这个人，或是希特勒没有出头的机会，则50余年前的历史必然会遵循其他的轨迹发展，这当然不是说欧洲就能永远维持和平，不过，至少可以断言，战争不至于在1939年爆发。
李德哈特曾说：“历史的最大价值就是提供警告。”它指示世人应该避免那些最易重犯的错误。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人类并不向历史学习，尤以那些所谓“伟人”（greatman）为最。希特勒就是一个极好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