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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事发生之前，许继慎等人在红军的发展方向上与张国焘有过分歧。张国焘得知国民党特务与许继慎有信件联系一事后，更增加对许继慎的怀疑，他根本不顾徐向前的意见和军部的看法，也不考虑这封信连同特务是许继慎主动向上级组织送去的事实，而是认定，“有一个大的反革命组织”。于是将曾扩情的信刊在《肃反专刊》上，题为《许继慎与蒋介石勾结的一封信》。接着，中共中央刊物《红旗》周刊第２８期加以转载。张国焘以此大肆宣传，为“肃反”造舆论。
接着，采取行动，逮捕了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和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经严刑拷打，他们供出了一个“许继慎、熊受喧等九人委员会，确有把部队接到长江边于９月１５日暴动，投降蒋介石的全盘反革命计划”。于是张国焘一面急令徐向前、曾中生严防许继慎暴动，一面派陈昌浩急往前线处理此案。陈昌浩到前线后，逮捕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许继慎、师政治部主任熊受喧、红十一师师长周继炯等人。进行逼供信，越捕越多，许继慎被杀害。这次涉案人员达１０００余人，被杀害的师团领导干部就有２８人。
３．由国民党被俘军官和敌特人员，提供假情报进行离间。
１９３２年５月，在湘鄂西根据地的天汉县，县保卫局侦探在汉川一带的游击区捕获国民党军队一个营长，在审讯中这个营长反咬一口，伪供他与天汉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杨茂等密谋在红军与游击队中发动暴动。这个口供材料刊在《肃反专刊》上，广为宣传。湘鄂西省委逮捕了杨国茂及该县党政机关的有关人员。湘鄂西的肃反由此展开并严重扩大化，一大批红军指战员被株连，不少红军高级军政人员被杀害。谢觉哉被作为肃反对象捆绑在一个祠堂里。因国民党的军队打来，来不及处理，将他弃下。国民党军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教书的。当时他身穿长袍，戴一副眼镜，也是教书人打扮，敌军以为谢觉哉真是一个不服从共产党的教书匠，把他放了，就这样免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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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一党专制与打压多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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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西根据地，在与邓子恢一起领导蛟洋暴动的傅伯翠，因与闽西特委在土地政策等方面有很大分歧，被闽西持委宣布为“第三党”，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傅伯翠被开除出党。接着国民党便委任傅伯翠为上杭、龙岩、连城边界保安总队长。傅接受此职，变成真正的国民党员了。在闽西的肃反中，凡是与傅有联系的人都受到牵连。
４．利用共产党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离间宣传。
１９３０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打“ＡＢ团”的事件，导致“富田事变”。缘由是，中共江西省省委书记李文林，因其父一张“ＡＢ团经费领条”的牵连，被怀疑为“ＡＢ团”首脑拘押起来。于是，一场肃清“ＡＢ团”的运动搞起来了，此事遭到部分官兵的抵制，演变成了“富田事变”，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蒋介石利用根据地内部的肃反扩大化大做文章。
１９３２年６月，他在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上指出，“匪区”内，正在进行内部清洗，要求各“剿匪”部队加紧行动。１９３２年７月，第四次“围剿”开始后，湘赣革命根据地内谣言四起，说：“凡加入共产党共青团有３年历史的全部是ＡＢ团，都要自首”；“当过交通侦察队的都是ＡＢ团，都要自首”。在永新等县反动分子书写很多离间的标语。他们利用革命根据地肃反上的错误，进行煽动，制造混乱。
５．对红军高级将领进行策反。
蒋介石连续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均告失败，感到仅仅靠军事力量还不够，还必须打拉结合，派间谍潜入苏区游说策反。
１９３１年初，受蒋介石密令，黄梅庄潜入中央苏区游说，企图利用与彭德怀相识的关系，策动彭德怀反叛。彭德怀当时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率部驻扎在江西黎川。黄梅庄的到来，彭德怀保持高度警惕，但却以若无其事的样子，设酒席热情予以接待。黄梅庄几盅“竹叶青”下肚后，彭德怀诱导其说明来意。于是，黄梅庄将其奉蒋介石之命以高官厚禄收买彭总的意图和盘托出，并从随身携带的皮箱的夹层里拿出蒋介石和黄汉湘（红军高级将领黄公略的堂叔父）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蒋介石的信大意是“校长不才，使你走入歧途”之类的话，劝其归顺。黄汉湘的信中则说：“蒋公美德，叔亦愿为你说项”。彭德怀探明来历后，命令手下将黄梅庄处决。蒋介石偷鸡不成倒蚀了一把米，策反计划落空，白搭上了一名特务的命。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去游说红二方面军司令贺龙，企图收编红二方面军。熊贡清老奸巨猾，他知道此事的危险，于是派手下梁素佛到湘鄂西根据地红三军中去探听贺龙意向。贺龙凭自己的政治阅历，很快察觉出来人的阴谋，但不动声色将梁稳住，然后立即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
为了得到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破坏工作的情报，遂投下诱饵，允许熊贡卿来湘鄂西。熊贡卿果然上钩，很快来到湘鄂西根据地。贺龙将其扣押进行审讯，熊贡卿供出了所知道的全部情报。湘鄂西中央分局处决了熊贡卿，并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共中央。
评 析：
蒋介石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采取政治攻势，施离间计则是政治攻势的重要形式。实行“离间计”的样式多种多样，进行反动宣传，开展攻心战，扰乱人心；提供假情报，布下猜疑的种子，搞乱革命阵营；利用共产党的“左”倾扩大化错误，设陷阱，借刀杀人；派政客、特务对红军高级干部进行策反。
蒋介石施行“离间计”，在一时间曾产生了作用，成为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诱因；也曾引起某些地区人心浮动，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者“反水”、投诚。但他的这一诡计适用范围很有限。在策动警惕性高的人，尤其是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中间，却没有产生直接的效果，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
“剿”抚兼施，消灭共产党
和红军的计划再次落空
文武两手，“剿”抚兼施，是蒋介石在对待政敌，解决地方军阀势力经常使用并屡屡得手的伎俩。他把此伎俩运用于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力量，但却计划落空。
事 例：
１９３３年，蒋介石调集５０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此前，蒋介石曾四次组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均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指挥根据地的军民所粉碎。这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实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后来成为著名的“万里长征”）。蒋介石这次军事“围剿”得手了。
蒋介石并不满足这一胜利，他的目标是将共产党和红军斩尽杀绝，彻底予以铲除他说的所谓“赤祸”。在南昌坐镇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转移的情报后，立即召集高级将领，进行追堵剿灭红军的军事部署。在广东、湖南、广西几省，沿着红军可能要经过的路线，部署了四道封锁线。这些封锁线虽然没有阻挡住红军，但却使红军受到惨重的损失，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在广西和湖南的交界处突破“湘江封锁线”，由出发时的８万多人，减少到３万多人。蒋介石仍不罢休，还在红军前进的方向，或布下“口袋”、或布置很多部队把守关隘、江防，前堵后追，亲自坐镇指挥，中央红军到那个省，他的“行营”就移到那个省，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彻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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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一党专制与打压多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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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哪里知道，此时的中央红军非彼时的中央红军了。遵义会议后，红军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使蒋介石处处被动，有时还听从毛泽东的调动，毛泽东用兵如神，导演了“四渡赤水”的战争神话。蒋介石在大渡河重重设防，企图使中央红军重蹈太平军的覆辙，让中共领导人成为“石达开第二”，可是，这一梦想又破灭了。
１９３５年６月，蒋介石对回顾追击红军进行了反思，他在日记中写道：红军“未得全歼，恐遗后患。是乃智虑学识不精之过”。蒋介石这个人是不轻易言错的，看样子他真的感到自己的指挥不及对手。毛泽东等人率领中央红军穿过草地，与在川陕交界处的红三军团会合。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后，心情忧郁，他感到“追剿”红军已经失败，于是感叹地说：“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此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各种事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蒋介石从其利益集团的前途着想，开始作对日战争的战略准备。他想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同时也想借用共产党的力量。于是在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蒋介石想开辟与共产党谈判的路径。于是，他多管齐下，在国内外寻找中国共产党人，以便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蒋介石为了密谋“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发展”，特密派国民党中央常委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带领张冲（化名江帆南），假借欧洲德国、法国、瑞士、捷克、意大利等国访问之名，打算秘密前往苏联。尽管这次行踪非常诡秘，却没有躲过日本特务的视线，日本媒体对陈立夫准备访苏予以报道。蒋介石怕得罪了美国、日本，指使陈立夫放弃访问计划。
在陈立夫去欧洲之前，蒋介石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打通与共产党接触的渠道，于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