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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６年，在“商报”休刊期间，他与潘公展一起前往南昌，目的是拜见蒋介石。他的此行，除政治选择因素外，还有受到蒋介石招揽名士的举动所感染。早在１９２６年春，在广州的邵力子，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前往上海，邀请上海报界名流聚会，阐明革命局势，期望报界为北伐造舆论。蒋介石特意委托邵力子将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转赠陈布雷，以示对陈的青睐。陈以记者的身份，前往江西南昌与蒋介石见面。二人见面如故，蒋介石每三四天必邀陈布雷晤谈，谈北伐，论人心，议政纲政策，颇有点“隆中对”的味道。
蒋介石对陈之所以如此热情，是因为他急切需要一位既有文才又比较温和谦恭的人做他的高级幕僚。他虽然留心物色，苦于乏人。后来他对陈布雷有所耳闻，颇有好感，此次，陈布雷来到南昌见面交谈，认为陈担当此任最为合适，于是，极力挽留，并与陈果夫共同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此时，陈虽然还是客人，蒋介石便已开始借用文胆了，他常常要陈布雷代他写文章，蒋介石《告黄埔同学书》，就出自于陈布雷的手笔。此文发表后引起极大的反响。但陈布雷无意做官，只愿意从旁边帮忙，他以回报社复命为由，离开南昌。
１９２８年１月，蒋介石邀请陈布雷返回南京，并有意让陈出任总部秘书长，但被拒绝。后来，蒋介石提出让陈自己选择职务，陈对蒋说：“余之初愿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点滴为公之助，然机关要职，则非所盼也。”此后，陈虽然还是干了一段时间的记者，鉴于蒋介石苦苦要求，他还是被网罗到蒋介石的门下，始出任教育部次长，１９３２年３月，担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正式成为蒋的幕僚，这一行当一起干到他离开人间。
他是个书呆子，为人也比较正直，也许蒋介石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只让其负责秘书工作，不让其担任实质性领导职务。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应其所愿，这正是蒋介石用人的娴熟之处，当然也包含着诡秘狡诈的一面。这期间，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写出来后，为避免留下骂名，陈建议不要以蒋的名义发表，这自然将自己洗脱干净了，因为一旦署上蒋介石的名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文到底是谁写的。这篇文章最后以徐道邻名义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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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用人驭臣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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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布雷替蒋介石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庐山谈话》，内有“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文字，表达了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在全国引起轰动。
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讲话文雅，无“天子伴臣”那股子盛气凌人的傲气。并且，他不在圈中搞圈，常自称自己无党、无派、无系、无权、无势。他既无多大的权欲，又没有多大的财欲，与国民党内一些人贪得无厌、私欲难填，形成鲜明对比，在国民党内是为数不多的“清官”，蒋介石称其为古今一“完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完人”，无法支撑住将倾的大厦，悲愤交加。在国民党统治被人民革命推翻的前夕，服安眠药自杀。陈布雷追随蒋２０余年始终不二，以“扶助明君安邦治国”自励。他为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艰危和种种腐败状态忧伤不已，只好仰天长叹，一死了之，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不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二是专门人才。国民党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也开始了国家“建设”。但蒋介石手下大都是随追他在马背上打天下的人，要他们中的一些人下马，弃武从文，不仅大多数人没有这两刷子，即使有，他们也不愿放下枪杆拿笔杆，因为那时的中国，主要还是靠枪杆子说话，有枪即等于有权有势。当然，他们的确没有这样的条件，行伍出身的军人，在经济建设、外交、文化等等领域都是外行。为了弥补专门人才的不足，也为了装点门面，蒋介石选择了一批在学术上有造诣、科技上有贡献的人担任政府官职，这批人被戏称为“学者从政”。
１９３５年，蒋介石迫于日本侵略压力，逐渐改变了在退让妥协中求生存政策，外交上有了一些变化，在政治上注意广泛地吸收人才。这年１０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同时被邀请到国民政府任职，一时间不少学界知名人士步入政界。
在这批学者中，突出的是翁文灏，翁是浙江人，１９１２年，在比利时获得理学博士，成为我国地质学领域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当时比利时一家报纸报道：“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翁文灏回国后，进入地质研究所，经过长期实地考察，颇有成就。“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指示当时的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为他推荐一批人才。几天后，钱昌照给了他一份名单，其中就有翁文灏。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到庐山与蒋介石见面，指出：政府有天然保护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责任，因此愈感恐慌。这是当前存亡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容易集中推动。至于政府任职，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蒋介石认真地听翁的进言，并赞同他的观点，当时就要翁入阁，但翁表示不愿意以学者身份协助政府工作。蒋介石用人，对于那些表示不愿意当官的越是重视。翁文灏越是推辞不愿意为官，蒋介石就越是要把官给他做。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１９４７年被蒋介石推荐其出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的专家内阁中，翁文灏的职位最高。在蒋家王朝垮台前夕，他并没有追随蒋介石退台，而是走上了迎接新中国的光明道路。共产党既往不咎，对他是尊敬、重视的，他从反动营垒转向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三是帮闲文人。蒋介石还把一些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名下，这些人没有具体的职务，他们以国民参政会成员或各种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参政议事。他们多半被用来装饰门面，有时候还利用他们攻击政敌，尤其是攻击、谩骂共产党。叶青就是这类人物，许多反共文章出自于他的手，抗战时期，在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是撰写文章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攻击共产党的急先锋。
评 析：
打天下少不了知识分子，坐天下更是需要知识分子鼎力相助。蒋介石深明此理，且在这方面花了不小的功夫。首先是广罗人才。既有通才，又有专才。二是唯才是举，用其所长。比如陈布雷专长舞文弄墨，且比较温和谦让，安排他做私人秘书最合适不过了；翁文灏有技术专长，把这样的人才引进到政坛安排为高官，可以一举多得。三是以“诚”相待。“士”者最讲究的是“面子”，蒋介石善于笼络人心，所以一时也赢得一些知识分子对他的感恩孝忠，被他所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的确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
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决定他的用人的局限性。陈布雷之死，翁文灏之离去，在其腐朽，没落的政权下，再会用人的当权者，也只能落得“树倒蜈猢狲”的下场。
以我划线，道不同才高也要弃之
蒋介石举贤用才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以我为中心，与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与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与自己不同道，不怎么用，更不用说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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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用人驭臣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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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例：
在民国政党史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青年党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帮凶，是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走卒。其实，蒋介石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尺度，在处理与中国青年党的关系中，践行着一条原则，这就是道同则谋，道不同则不相与谋。
中国青年党创建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曾琦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党确定的方针是反共反俄。在这个党创立之初，就积极向国民党靠拢。１９２４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青年党开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的道。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曾琦几次受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逮捕。
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无视民意，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由于利益目标相近，青年党与蒋介石有着某些联系。西安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热潮的压力，也为了其国民党自身的利益，蒋介石决定联共抗日，经过长期谈判，最终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实际上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这与青年党利害攸关。于是，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后，由曾琦前往庐山，拜见在那时的蒋介石。曾琦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要求蒋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动的抗日，确保军政领导；加强防共，维持后方秩序”。蒋介石与曾琦两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时，听了曾的建议后表示：“很好，待细加研究了再谈。”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议后，再次约见他交谈了很久。在此之后，蒋介石与青年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左舜生签订了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