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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颋十分藐视魏征，说他的话是“老生常谈”，没有见解。结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兵败被杀。当时，魏征看到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李渊很高兴，任命他为管理国家图书档案资料的尚书丞，前去太行山以东地区活动。
那时，李密的部下徐世势力很强，他就先写了一封信，对徐世说：“当初李密起兵反隋之时，振臂一呼，四方就有数十万人响应，几乎得了隋朝的半个天下，后被王世充打败，继而被杀，瓦岗军是无法东山再起了，而李渊得天下却已成定局。现在你所守的黎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你应该早作打算，如果不能认清形势，将来恐怕悔之晚矣。”徐世览信后，觉得也无其他善策可想，况且李密已被杀，便听从了魏征的劝告，投降李渊。李密的其他旧部见徐世降唐，也多纷纷投降。
徐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厚葬李密。魏征则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
魏征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不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不管是否触怒李世民，是否会被李世民杀头，他说：
“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建议，就不会沦落到今天的下场了，我忠于李建成，是没有什么错的。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更不能显得连齐桓公小白重用仇人管仲的气度都没有，就赦免了他，并封他做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转来跳去更换主人的生涯，步入了他一生中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代。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之所以“明”，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于纳谏，由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他个人的品德才能，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李世民即位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不知是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成就了魏征的名声，还是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才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抑或是二者互相作用，反正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有名。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个很奇特的官，说它重要，它又无足轻重，说它无足轻重，它又重要无比；说它有权，它又无尺寸之柄，说它无权，它又权力很大。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
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唐太宗的确是一位愿意提倡君臣之间“民主”的君主，他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左右，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的偏激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充满了信心，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到底该怎么办，却是心中无数。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多年的工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一天不如一天，日趋奸诈，秦朝用严刑，汉朝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在对待政治对手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招抚，反对镇压。在“玄武门之变”过后，忠于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他们不知道李世民杀了李建成之后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
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祸根永远无法消除。”李世民同意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的磁州，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找到押解他们的负责人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我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大家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
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加器重他。
在具体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致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从这里开始，因此，“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峻法，把人民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继而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
唐太宗觉得折了自己的面子，又觉得卢祖尚不识抬举，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是很残暴，但他和别人讨论问题时，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借机表示后悔，他说：“卢祖尚不服从命令固然不对，但构不成死罪，我一时冲动而杀他，连高洋都不如了。”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了。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在魏征等人及唐太宗的共同努力之下，派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改《武德律》，制订了《贞观律》，减轻了刑罚。在贞观年间，由于采取了宽柔待民的政策，虽然减轻了刑罚，犯罪的人数还是大大地减少了。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唐朝原定政策是十八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守卫边境，唐太宗要求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