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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并不谈及实质性问题，而是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袁盎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景帝真的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
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平叛。只是不得外人与闻。”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听到的！”
说完这话，袁盎的心悬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做主。”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听了袁盎这番话，令他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越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仍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
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账，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到敲门声，急忙看时，原是中尉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即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中尉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妙。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公布，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唯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士，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等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袁盎来到吴国议和，吴王当然不许，反把他囚禁起来，好在他宁死不降，总算有点气节。后来经人相救，逃回长安。诛杀晁错一事虽由袁盎提议，却是景帝一手办定，又兼袁盎拒不降吴，不便加罪，景帝只好让他照常供职。
晁错不仅是替罪的羔羊，还是用来祈祷平息叛乱的祭品，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书生本质。他死得确实冤枉，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在封建官场惨无人性的争斗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人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齑粉。
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很不牢靠的！
当然这决非说人应当圆滑诡谲，了无棱角，而是从把事情做好这一角度出发的。拿削藩为例，如果渐行其道，分割削减，而不是骤然削封，逼迫各诸侯团结一致对付皇帝，恐怕不致于激成一场祸国殃民的叛乱。
至于晁错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实在难说得很，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敢作敢为的人，是一个书生，那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人不得好死，在封建史上实在是常见的事。
7忠国与忠君
在中国古代，好像总是说家、国一体，君、国一体。家、国是否一体姑且不论，起码君、国并非一体。否则，那么多的爱国之士惨遭封建皇帝的疑忌和杀害又作何解释呢？
其实，在传统社会里，君、国一体本是理想状态，其实际情况往往是国为公而君为私，国是天下人的国，而君是一人的权、利之私的君。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忠君”未必是“爱国”，而“爱国”也并不一定是“忠君”。因此，这里就分出了一个“大忠”和“小忠”的问题，所谓“大忠”就是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所谓“小忠”，就是忠君不忠国，忠人不忠事。要想二“忠”得兼，谈何容易！
既然二者难以得兼，如何待奉君主就成了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任何官场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论，但说他们是玩弄权术的艺术家，那绝对错不了。所以，对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与其称他们是什么政治家之类，倒不如送他们一个官场艺术家的雅号来得更为贴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的封建官场虽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是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不见天日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周亚夫便服像
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的确是国君荒淫无道，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杀死了齐庄公后，他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暴病而亡。”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记录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决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
太史伯说：“我写好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
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就杀了，写却不能另写。”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听说哥哥死了，就抱着竹简前来接替哥哥的职位，记录历史。等写完一看，还是太史伯写的那几个字。
崔杼又惊又气地说：“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哥哥被杀了吗？”
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发显得你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太史季抱着写好的竹简回家去，路上碰见南史氏抱着竹简迎上来。南史氏说：“我以为你也会被杀掉，所以接替你来了。”太史季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
明目张胆地抵制上司固然“该死”，一心为皇上效力该不该死呢？如果效力无方，事君乏术，照样“该死”。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的周亚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摩皇上及皇亲贵戚的心意，终于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之前三年，他就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文武兼任，担任掌管民政与军事的最高长官，任期间，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作为个人，他也取得了治理军政事务的很多经验。
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匈奴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肖关，杀死北地郡尉，一直到达甘肃省镇原东南地区，匈奴骑兵的侦察员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