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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说胡惟庸家的祖坟上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耀天空，远及数里。胡惟庸听了，更觉得是吉兆，越发得意。
恰在这时，德庆侯廖永忠，因擅自使用皇帝的龙凤仪仗而被赐死，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劝谏朱元璋，说他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天下之心太过迫切，结果使得朱元璋大怒，把他捕入狱中，活活饿死。安吉侯陆仲亭擅乘驿车，平凉侯费聚招抚蒙古无功，均被朱元璋下旨严厉责罚。汪广洋罢相数年，由胡惟庸推荐，重登相位，不久又因刘基案被贬谪，汪广洋知道胡惟庸的不法行为，但一直替他隐瞒，在二次罢相之后，出居云南，不久即被赐死。朝廷官吏屡屡得咎，使得朝廷之上人心惶惶，深怕祸及己身。尤其是汪广洋被赐死，更使胡惟庸感到震动，他觉得朱元璋迟早要惩治自己，就下定了反叛的决心。
首先，他把那些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满的官吏争取过来，结成党羽，然后又托亲家李存义到他哥哥李善长那里探听口风，李善长知道这是祸灭九族的事，起初不肯应允，经李存义再三说明利害，最后默许了。从李善长的态度里他得到了鼓舞，加紧了谋反的准备活动。胡惟庸把一些亡命之徒结纳为心腹，又暗地里招募了一些勇士组成卫队，并把天下兵力部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再派人去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连结，引为外援，还结交了一些掌握兵权的人，准备一旦事发，就起兵响应。同时又秘密结交日本国派来的贡使，作为事败之后的退路。
胡惟庸在觉得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于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中出了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请朱元璋前去观看。朱元璋竟信了他的话，驾车从西华门出发，准备前往。就在这时，内使云奇突然闯入跸道，勒住了朱元璋的马缰绳，极力劝阻朱元璋，说是不可前往。由于情势太急，云奇声调急促，以至不能说明白。朱元璋见此情景大怒，以为云奇放诞不敬，就喝令左右用金锤挝击。云奇断了胳膊，扑倒在地，气息奄奄，但却用手指着胡惟庸的宅第方向。这时，朱元璋忽然有悟，忙登上高处向胡惟庸的宅第方向看去，但见胡宅中隐隐透出兵气，朱元璋大惊，立即发兵前往捉拿。
不一会儿，羽林军就将胡惟庸及埋伏的甲士捉拿归案，经过对质，胡惟庸无法抵赖，只得承认。胡惟庸被牵至市曹，凌迟处死。
朱元璋当然不肯罢休，他派出官吏，四处拷掠，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一同清算，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由此牵连到的胡惟庸的亲族、同乡、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皆被连坐诛族，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
又过了十二年，蓝党之狱又成。凉国公蓝玉，是著名的武将，也是开国功臣，但为人桀骜不驯。蓝玉与太子朱标是间接的亲戚，往来很亲密。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来后对太子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实在是太威风了，其行止不亚于皇帝。我还听说燕地有天子气，愿殿下细心防备，免生不测。”太子为人生性忠厚，不愿生事，就对蓝玉说：“燕王对我十分恭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蓝玉见太子不信，只好自找台阶说：“我蒙受殿下的恩惠，所以才秘密地告诉你涉及利害的大事。但愿未被我言中。”
不久，太子病死，朱元璋觉得燕王朱棣为人阴鸷沉稳，很像自己，就想立他为太子，但一些大臣反对，觉得于古礼不合，也对其他皇子无法交代，朱元璋只好立了朱标的儿子做皇太孙。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一点也不检约自己。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愈发得意洋洋，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此语一出，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祸从口出”罢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报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设计起事，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拿到朝廷，并亲自审问，再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处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讯问之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并算，杀者共计近五万。
至此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有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作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尽，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果然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明代。
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自洪武年间及其以后，明代的君权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争位，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其结果怎样呢？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宗室相残？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祸乱相行？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与功臣结为姻亲，也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行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做过不少这样的尝试，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棘杖”组成的吗？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念，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今天还是否适合，也许是个很值得探寻的课题。
12少年天子的卓越智谋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大概是中国大多数封建皇帝共同的生活经历。
乍一听，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但他们并不怎么快活，为什么呢？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失去了身心自由。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皇帝骄奢淫逸的一面，只看到了皇帝为所欲为的一面，往往忽视了皇帝生活的另一面，那就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被严格规定了的，这对于大多数守成时期的封建皇帝，尤其是在做皇帝预备期的太子来说，是确切而真实的。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生活经历是个很好的例证。万历做太子时，老师曾经为他讲经，年轻人的心性免不了好动，在不知不觉间把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老师就阴阳怪气地责备起来：“为人君者，可不敬乎？”老师讲经之间忽然背起先贤的劝责之语，万历皇帝一时间莫名其妙，老师见他不明白，就又死板地重复那句话，直到万历皇帝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腿放得不是地方，赶快摆正了姿势，老师才继续讲下去。这种生活，实际上与囚徒无异。
一般说来，封建皇帝即位之前要有一个预备见习期，就是做太子。做太子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就是听老师讲经，苦学“圣经贤传”，这还罢了，就好像搞选美比赛一样，太子要把自己暴露在宫廷的“大庭广臣”之中，让大臣们去品头论足，如果有哪一项不太符合大臣们的要求，太子的资格就多少有些危险了。因此，太子的生活与其说是耀武扬威，还不如说是兢兢业业甚至战战兢兢。
当了皇帝也不自由。每天重复一套各色仪式，乍看起来十分威风，像刘邦当年初定朝仪之时所说的，“吾如今知皇帝之贵矣”，但时间一长，就会不胜其烦，觉得生活枯燥无味，而且还要继续读在职学位。当太子时有东宫出阁讲学，做了皇帝也还要在工作中继续听老师的课，即所谓的经筵。古人也真有意思，把讲课听课研讨学习叫做“筵”，颇有些以精神食粮代替物质食粮的意味，倒是很有点像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只能搞精神会餐，而无实惠的口福可饱。
在这种明神宗
学问道德�